唐启升：渔业资源增殖、海洋牧场、增殖渔业及其发展定位

近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启升主持的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我国专属经济区渔业资源养护战略研究”通过验收。项目对专属经济区渔业资源增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资源养护战略目标任务和政策建议，对我国专属经济区渔业资源养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将唐启升院士《渔业资源增殖、海洋牧场、增殖渔业及其发展定位》一文刊发，供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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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资源增殖历史悠久，早在10世纪末我国就有将鱼苗放流至湖泊的文字记载。1860～1880年，以增加商业捕捞渔获量为目的，大规模的溯河性鲑科鱼类（salmonnide，以太平洋大麻哈鱼类和大西洋鲑为主）增殖计划（enhancement programs）在美国、加拿大、俄国及日本等国家实施，随后在世界其他区域展开，如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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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前后，海洋经济种类增殖计划开始在美国、英国、挪威等国家实施，增殖放流种类包括鳕、黑线鳕、狭鳕、鲽、鲆、龙虾、扇贝等。1963年后，日本大力推行近海增殖计划，称之为栽培渔业(或海洋牧场)，增殖放流种类迅速增加，特别是在近岸短时间容易产生商业效果的种类，如甲壳类、贝类、海胆等无脊椎种类，与此同时，业已成规模的人工鱼礁建设得到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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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增殖活动始于上世纪70～80年代，规模化发展活跃于近十余年。这些活动，在国际上统称为资源增殖（stock enhancement），同时也称之为海洋牧场(sea ranching，marine ranching，ocean ran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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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洋科学百科全书》对“海洋牧场”有一简单而明确的定义，即海洋牧场通常是指资源增殖（Ocean ranching is most often referred to as stock enhancement），或者说海洋牧场与资源增殖含意几乎相等。它的操作方式主要包括增殖放流和人工鱼礁。增殖放流需要向海中大量释放幼鱼，这些幼鱼捕食海洋环境中的天然饵料并成长，之后被捕捞，增加渔业的生物量；人工鱼礁是通过工程化的方式模仿自然生境（如珊瑚礁），旨在保护、增殖，或修复海洋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它形成的产业涉及到捕捞、养殖、游乐等。

《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确认渔业资源增殖是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渔业资源增殖包括：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增殖放流；科学建设人工鱼礁，注重发挥人工鱼礁的规模生态效应；积极推进以海洋牧场建设为主要形式的区域性综合开发，建立海洋牧场示范区，以人工鱼礁为载体，底播增殖为手段，增殖放流为补充，积极发展增养殖业，并带动休闲渔业及其他产业发展。

2013年，国务院召开全国现代渔业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明确现代渔业由水产养殖业、捕捞业、水产品加工流通业、增殖渔业、休闲渔业五大产业体系组成。增殖渔业是渔业资源增殖活动达到一定规模时形成的新业态，作为现代渔业体系建设的一个新的部分，包含了渔业资源增殖活动或海洋牧场的主要内容。

以上表明，国内外对“渔业资源增殖、海洋牧场、增殖渔业”等基本术语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也是清楚的，它们的共同目标是增加生物量、恢复资源和修复海洋生态系统。虽然在实际使用和解释上有时有些差别，但仅是操作方式层面的差别，如现在国内实施的海洋牧场示范区就是人工鱼礁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一个扩大版），其科学性质没有根本差别。在发展过程中，这些基本术语的使用也有些微妙的变化，如海洋牧场的英文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使用sea ranching，本世纪初前后则出现了marine ranching和ocean ranching用词，似乎意味着海洋牧场将走向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但至今尚未看到一个具有深远海意义的发展实例，看来从设想到现实需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复杂和难做；在日本，上世纪60年代之后几十年里一直使用“栽培渔业”（汉字）或“海洋牧场”来推动渔业资源增殖的发展，并引起中国的高度关注（如学习濑户内海栽培渔业经验），但本世纪这些用词在日本逐渐被淡化，更多的使用“资源增殖”，在相关专著出版物书名用词中特别明显。这些用词的微妙变化的内在原因值得关注和深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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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探究这些变化内在原因时，必然涉及到发展定位。从以上表述可以看出增殖放流和人工鱼礁对渔业资源增殖的发展定位略有不同，增殖放流强调对增加渔业生物量的贡献，人工鱼礁则强调对修复生态系统的贡献。二者对恢复渔业资源的贡献定位均持谨慎态度。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是“增加渔业生物量与恢复渔业资源”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它是种群数量变动机制上二个层面的过程。例如，5月～6月放流的对虾苗，当年9月～10月渔业收获了，被称之为增加了渔业生物量（资源量），因第二年或年复一年需要不断放流，渔业才能有收获。持续了150多年的世界鲑科鱼类增殖就是年复一年的放流，才保证了这个事业的成功；假如放流后或经过几年放流，不用再放流，渔业资源量能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准上，那就达到了资源自然恢复的目的，现实中这种实例鲜有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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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鳕鱼增殖放流经过100多年的反复试验最终停止了，因为无法达到资源恢复和增加补充量的目标，经济上也不合算。日本在栽培渔业50年小结中说“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或私下说“失败了”，是因为当初设定的目标之一为“扩大与复育资源量”，2010年制定的第六次栽培渔业基本方针，虽明确表示将过去的“一代回收型”改为“资源造成型”，但短时间内仍然没有让人们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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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增加渔业生物量或经济效益的角度看，“一代回收型”也是可取的，即当年增殖当年见效，资源量增加，渔业者有了收益，如中国黄海、渤海对虾增殖放流是学习濑户内海栽培渔业经验基础上开展的，当年经济效益显著。所以，对增殖效果取向（即发展定位）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国际《海洋科学百科全书》“海洋牧场”条目中称，大约60%的放流计划是试验性或试点性的，25%是严格商业性的（捕捞），12%具有商业和娱乐目的（游钓或休闲渔业），只有少数（3%）致力于资源增殖。国际100多年的增殖史表明，实现资源恢复意义的增殖比较难。产生这样结果的原因，除增殖技术和策略本身的问题外，主要是因为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多重压力影响下的不确定性所致。世界海洋渔业资源数量波动历史表明，渔业资源恢复是一个复杂而缓慢的过程，而目前我们的科学认识还很肤浅，控制力也很弱，设置过高或太理想化的目标难以实现，开展深入持续的基础研究对未来发展十分必要。

因此，国际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均值得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为了健康持续发展，对于发展中的我国渔业资源增殖事业（或称海洋牧场），应该实事求是，准确、适当地选择发展定位，而且这样的选择应是多向和分类的，包括不同的需求目标和功能目标，不同类别的效益目标，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需要采取精准定位措施，即各类增殖放流和人工鱼礁建设实施前应有明确的目标定位，甚至采取一类一定的单向措施来保证目标的实现。从目前状况看，单向目标定位比较现实，综合目标定位需要较长的时间实践，难以验证或考核，容易脱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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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增殖策略或适应性增殖模式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如大西洋鳕增殖效仿鲑科鱼类增殖放流仔、幼鱼，未能获得成功，而中华绒螯蟹采取放流亲蟹策略，增殖效果显著。总之，深入研究渔业资源增殖事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将会使增殖渔业或海洋牧场作为一种新业态在推动现代渔业发展中发挥更大、更实际的作用，也将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助力健康中国建设等战略需求实施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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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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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启升，1943年12月25日生，辽宁省大连人，海洋渔业与生态学家。1961年毕业于黄海水产学院，1981-84年国家公派挪威海洋研究所、美国马里兰大学、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现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黄海水产研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名誉所长，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学术委员会主任、名誉院长，农业农村部科技委副主任，山东省科协主席，国家973计划资环咨询组组长等。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水产学会理事长，国家863计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顾问(UNEP)/全球环境基金会顾问团（GEF/STAP）核心成员，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PICES）学术局委员、渔业科学委员会主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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