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全等：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互动的两个阶段

海洋话语和国际秩序的转变主要经历了欧洲主导时期和美国主导时期，不同时期两者之间的互动与流变具有不同的表征，并且美国主导时期延续至今。分析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征可为我们研判态势趋向提供参考和借鉴。
+ |3 [' g% \6 d5 {# s$ b! J一、欧洲海洋话语与欧洲主导国际秩序的时期
2 C' q, [* \0 M欧洲海洋硬话语，以海洋科技、海洋军事等硬话语因素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海洋强国兴衰历程中的效用和价值为主要呈现。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在1487年和1492年资助迪亚士(Bartolomeu Dias)和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开辟新航路，开展地理大发现运动。两国于1494年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在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处划出一条连接南北两极的经线，规定在线东已经发现的和将被发现的土地归葡萄牙占有，线西的归西班牙。这标志着“全球视野”或“世界体系”的开端。荷兰凭借战争手段通过尼德兰革命获得独立地位，抢占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东方的商业势力。后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荷兰成为独立国家并开始极力拓展海外殖民地。通过海外殖民地的建立，荷兰明目张胆地进行海外殖民掠夺和白银搜刮。荷兰海洋军事实力、舰艇坚实度等海洋硬话语得以增强，进而确立起海洋霸权。17世纪，荷兰在商业、海洋和殖民掠夺等各方面拥有强过他国的优势，成为“海上马车夫”。但是，荷兰本国资源比较匮乏，缺乏开展工业革命的基本条件，到了18世纪荷兰的海洋霸权便开始衰落。
英法百年战争之后，英国对欧洲大陆推行“大陆均势”政策，将本国发展和战略拓展的目光转向了大洋，发展海权、拓展海外市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使其能在对外贸易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英国能够取代荷兰海洋霸权地位的根本原因。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为英国工业经济实力增强奠定了基础，进而为其增加军费投入、提升军备水平、发展具有全球辐射能力的海军舰队提供了充足保障，便于英国掌握最大限度的制海权。以战舰吨位为例，1900年英国战舰吨位是106.5万吨，法国是49.9万吨，俄国是38.3万吨，美国是33.3万吨，英国的战舰吨位大体上相当于法俄美三国之和；1910年英国战舰吨位是217.4万吨，法国是72.5万吨，美国是82.4万吨，俄国是40.1万吨，英国一国的战舰吨位大于法美俄三国之和。工业资本是英国主导国际秩序的重要条件，海洋话语为英国霸权提供内在支撑和多元助力。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葡萄牙、西班牙霸权时期，世界格局并未真正形成，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更多的是欧洲区域的秩序，宗教、殖民、掠夺在其主导秩序中的作用是极为突出的。荷兰霸权时期，凭借其商业和金融业超强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殖民地和贸易据点，以掠夺资源和财富，进而提升国家海洋实力。英国霸权时期，当时的国际秩序主导权并非英国一国独占，其竞争对手和权力瓜分者多于以往，通过维也纳会议所建构的国际秩序，力量均势和权力有序分配的特征更为明显。
$ I1 S/ |- M7 e- G/ o3 U! k3 l9 a3 X. U欧洲海洋软话语，以荷兰《海洋自由论》和英国的重商主义为代表。宗教在欧洲中世纪社会秩序和新航路开辟中有着极为突出的作用，教皇的训谕和裁决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进行海洋扩张的重要思想工具。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有着浓厚的天主教热情，将开拓海洋视为宗教扩张的工具，宗教因素亦是其谋求海洋霸权的重要驱动力量。譬如，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接连颁布4条通谕，将新发现大陆的土地赐给西班牙国王，西班牙则需要帮助教皇向海外殖民地派遣传教士。可见，在一定程度上，教皇的此类通谕在当时可以成为两国进行海外扩张、谋求海洋霸权的基本法律依据和重要软话语支撑，并与本国的殖民开辟、财富扩张、资本积累等互为依托和补充，进而确立由其所主导的海洋秩序。
《海洋自由论》为荷兰参与远洋贸易提供了思想依据，为确立其主导的海洋秩序供给了观念力量。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于1603年前后撰写的《捕获法》因故未能出版，1609年其中的第12章单列出来以《海洋自由论》予以发表，其中的主要思想对其后期国际法思想的发展、成熟及国际法原则的奠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格劳秀斯“海洋自由”为荷兰海洋实力发展和海外贸易拓展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与荷兰强硬的海洋军事能力互为支撑，打破了葡萄牙对东印度洋群岛航线和贸易的垄断，为海外殖民扩张奠定充实基础，从而确立荷兰霸权地位。
重商主义原则极大地助长了英国人增强海洋霸权的欲望和信心，加快了构建重商帝国的步伐。英国先后于1651年和1660年两次颁布《航海条例》,尤以1660年的内容最为全面、限制更为严苛、影响最为突出。条例规定：“从1660年12月1日起，凡英属殖民地进口的商品或这些殖民地出口的商品，只能用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或英属殖民地的船只装运，且上述船只的船长及至少四分之三的船员应当是英国人。”《航海条例》使得英国确立重商主义理念，对外贸易得到发展，海上实力逐步增强。英荷间的3次战争，虽是各有胜败，但主导权是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的。经过战争，荷兰不得不接受了《航海条例》的诸多限制，海洋霸权地位被削弱。英国对荷战争的最初目标是打击荷兰的海外贸易，但是战争的结果却使它逐渐赢得了大西洋、波罗的海、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制海权。此后，荷兰在国际上的政治优势无可奈何地让位给英国了，外部扩张的意愿和能力大为降低。英国确立了在国际贸易中长期的优势位置，建构起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6 ]" A. b; q+ E- g" v# U! D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葡萄牙、西班牙的海洋软话语与本国财富扩张、资本原始积累是互为依靠的，倾向于以殖民扩张和经济掠夺的方式直接且明确地达成战略目标，侵略性的海洋文化是其建构国际秩序的重要凭借。荷兰海洋软话语是资本与商业共同推动的，以经济发展和国家价值观为依托，侧重发挥国际法约对国家海洋战略与实践的保障作用。英国海洋软话语是凭借本国工业经济和先进技术而发展的，建立英国治下的海洋自由体系、开放发展的帝国主义霸权秩序是其重要追求。
* h3 T7 p4 E$ Y" j二、美国海洋话语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时期
美国海洋硬话语，以1922年《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确立英美海军战舰吨位同等地位、美国控制全球海上战略要道为主要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美国国家实力得以不断增强，给国家战略和外交调适转向提供底气。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提出“罗斯福推论”,重申80年前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1823年12月2日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不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的事务”的“门罗主义”,成为美国涉外事务之转折点。同时，通过制定建造200艘军舰的庞大扩军计划，积极夺取太平洋各战略岛屿，开凿并控制巴拿马运河及加勒比海的海上战略基地，美国得以有能力重新改写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5个海军强国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主力舰总吨位比例为5.25:5.25:3.15:1.75:1.75,美国获得了与英国同等的海军实力地位，而且成功避免了与英国的直接冲突，美国获得创造性发展海军的空间和机遇。美国相继建立西印度洋舰队、太平洋舰队、南大西洋舰队等，发展了可以海陆空协同作战控制海岸的十分自信的军事能力。1986年，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小约翰·莱曼(John Leman, Jr.)提出要控制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等16条海上战略要道并极力推动实施，以管控战略竞争对象的海上交通运输和海军力量行动，维护美国在全球战略要道的畅通与安全，提升美国全球战略格局的主动权与自由度。
; I, s. W2 C* Y9 q1 U1 Y1 H1 q美国海洋软话语，以“海权论”“边缘地带理论”“航行自由行动”以及“空海一体战”等为代表。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1890年出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提出欲发展海权必须以强大的海军控制海洋，强调“赢得了制海权即意味着主宰世界”,并归纳出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特性等海权六大条件，以及产品、海运、殖民地等三要素。在“海权论”的推动下，美国拓展海洋利益的意愿愈发强烈。1945年9月28日时任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发布公告，宣称“邻接美国海岸的公海底下的大陆架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资源属于美国，并受美国管辖和控制”,“在邻接美国海岸的公海区域建立渔业保护区”。美国政府首次以国内法的形式对领海之外的大陆架及其自然资源提出权利主张，对美国海洋政策及外交具有重大影响。
, D; X& {5 A) R+ P) n/ W6 T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把处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海洋之间的边缘地区，例如欧洲沿海地区、中东阿拉伯沙漠地带、亚洲季风区等地区，称作“边缘地带”,“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必须被视作是位于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的一片中间区域。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起冲突时，这片区域能够成为一片巨大的缓冲地带”。斯皮克曼提出，“只有通过外交政策手段，使欧亚大陆的欧洲和远东地区无法出现一个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统治势力，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才能够保持”。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美国先后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签订安保条约，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建立桥头堡，以强大的海上力量完成对欧亚大陆的包围，以保障美国主导的欧亚安全架构的稳定。1979年卡特政府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具有军事行动、外交抗议以及与沿海国咨询磋商三重战略动机，被美国视为推行海洋政策的战略性工具。2007年10月美国颁布《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明确把全球航运自由确立为美国海权的基石，航行自由原则得以延续。2010年2月，美国防部发布新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公布“美国空军和海军正在共同开发一种新的‘空海一体战’概念，以打败拥有尖端‘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所有对手”。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发布两份题为《为何采取空海一体战》和《空海一体战：启航点作战概念》的分析报告，指出“空海一体战”以未来可能出现的中美军事冲突为情境设定，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必须能够抵抗住战争初期中国发动的大规模常规进攻，通过综合方式削弱其进攻造成的影响，以重新获得战略和战争的主动权。2019年6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了《印太战略报告》,界定美国在印太的国家利益，提出印太战略部署，美国战略诉求转向印太区域，积极构建印太新的规则、规范和制度，全力提升美国竞争力。美国不断调适其海洋战略与实践，调整其海上力量布局，以建构全球安全网络架构。
概言之，海洋话语由欧洲到美国的转变，即海洋软硬话语要素的互动与流变，其转变大致如下。其一，海缘范畴扩展。海洋话语由欧洲场域范畴拓展为美国掌握战略优势的国际社会，涵盖场域和议题不断拓展。与此相应，欧洲主导时期的国际秩序可称之为泛欧洲秩序，美国主导时期的国际秩序才是辐射全球之秩序。其二，话语结构转变。欧洲主导时期是海洋硬话语为主导、软话语为辅助的结构，较多讲究海洋话语硬碰撞；美国主导时期海洋软话语更为突出，侧重以有效政策来经略全球海洋。而且，美国在一战、二战和冷战结束之后依据国际局势最新变动，适当调整其海洋战略资源投入和海洋话语优先诉求，以巩固其权势领先地位和建设其主导秩序架构。其三，话语主体变迁。欧洲主导时期海洋话语主体主要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为主，主要是其海洋观念、战略和外交等关系处理与利益协调。美国主导时期尽管美国优势明显，但随着情势转变，冲击美国主导地位的行为体着实不少，美国需要关注的对象和层面愈发复杂。所以，美国倾向于霸权护持，借助代理人战略、设置桥头堡，以延续主导优势。与欧洲主导时期相比，美国主导时期海洋话语其包含层面更为复杂、实施方式更为多元、霸权控制更为巧妙以及秩序建构更为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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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节选自《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原刊于《南洋问题研究》2021年01期
作者：张景全，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吴昊，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