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群：中美俄战略互动下的全球海洋秩序重建及中国的角色

按照地缘政治理论的奠基者拉采尔所提出的观点，“尽管海洋分割且限制各个国家，但海上交通不受限制；大陆边界早早地制止交通和国家的生长，但海上交通延伸至水所到之处”，海洋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地理区域，而且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所具有的地缘政治价值出现了与日俱增的形态。因为，只有真正地掌握全球海上贸易与交通的国家，才能从经济和军事两个维度获取对他国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力。不过，即便是后冷战时期的美国，也无法将浩瀚的海洋完完全全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海洋秩序的产生注定是多方参与协调的结果。因此，更多地参与海洋秩序的重建，使之更加符合时代的发展并同时兼顾自身包括发展权在内的合法权益，既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常要求，也是海洋秩序本身不断调整并臻于完善的必由之路。

一、海洋秩序由强大海权国家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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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关于当代海洋秩序的探讨一直都很激烈。有学者指出，“美国对海洋的控制是一种惠及每个人的‘国际公共产品’,有利于加深国际间的相互依赖”;以至于“‘美国统治海洋’几乎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的一条定理”。客观地说，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但缺乏对三个重大问题的阐述：

(1)美国全球海洋霸权的目的是维护其“治下”的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以确保自身的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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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海洋霸权是一种力量存在的结果，而力量本身是同质化的，并不一定非要来自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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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洋本身属于全人类共同的财产，是维系全球贸易体系的物质基础，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某一种力量长期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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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对于世界各国的特殊性与重要性，使其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但实力相对不足，尤其是海权力量有所欠缺的国家在涉及海洋秩序建构的问题时，客观上缺少发言权。尽管格劳秀斯曾经发出过令人振聋发聩的疑问：“难道浩瀚无边的海洋仅仅只能成为一个王国的附属财产，难道它不是(由各国来分享的)最伟大的力量吗?” 但其目的仍在于为荷兰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回海上贸易权，而不单纯是为了国际关系的平等与正义。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条论断：当今的贸易全球化不能离开稳定的海洋秩序，而美国之外能够提供秩序保护能力的国家作为新的规则维护者也必然是其修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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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并非完全是由地理条件决定国家的能力，反而是国家间实力的对比决定着地理条件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这种看似“离经叛道”的观点其实已经多次获得了实践的支持，不论是“海权论”还是“陆权论”与“边缘地带”的学说，都在一定的时空之内具有其合理性。于是，在二战后产生了“谁统治边缘地带，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的假设，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当然，“边缘地带”学说并不能刻板地套用在今日中国的客观实际之上，该理论在创建之时也并没有将中国视作最有可能“控制世界的命运”的国家，但这个理论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通过稳固陆权，而后扩展海权的战略科学性。

二、中美俄地缘战略互动对全球海洋秩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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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俄三国间的地缘战略互动，事关全球战略稳定与整体安全。冷战结束以来，三方博弈不但始终没有停止，反而呈现出更为频繁的态势。不论是俄美之间在北极领土归属、海域划界及航道控制权上的争夺，还是美国以所谓“航行自由”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进行无端的干涉，都能体现出高频度地缘互动的态势。在三国的地缘战略互动的过程中，由于陆地边界线的难以变更性原因，海洋已成为核心议题，对其秩序的调整与建构问题更成为各方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美国学者看来，今天的“三个地缘战略辖区覆盖了世界大部分，而不是全部地区”,但这样三个地缘战略辖区事实上正决定着全球力量格局的未来走向，分别是美国主导的“滨海欧洲地区”、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辖区”以及中美皆可染指的“亚洲大陆地缘战略辖区”。冷战结束之后，随着俄罗斯力量的衰落，“作为东亚中心”的中国由于“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以海洋为导向的经济基础，其与它的大陆性质结合在一起之后，使它能够开辟出一个单独的大陆海洋兼具的地缘战略辖区”。此处所指的“大陆海洋兼具”与我国学者独创的“陆海复合型”概念颇有相似之处，但前者更强调的是中国在区域内的超然地位和整合能力，后者则注重于双重易受伤害性，这种差异既反映出了两者观察角度的区别，更反映出两者对中国在区域内实力对比信心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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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在全球海洋秩序重建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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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经济不断发展、海外贸易以及海外利益不断扩展的大背景下，已经高度融入全球化的生产与分配体系之中，寻求推动全球海洋秩序朝着更加科学、公平与合理的方向发展，是非常正常的正义要求。中国在未来全球海洋秩序重建的过程中，极有可能扮演一个力量不断增强的主要推动者的角色，并同时带动更多在当前的海洋秩序中无法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国家加入进来。

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分析，中国长期坚持和平友好外交政策，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与一切国家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展开合作，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在推动全球海洋秩序重建的问题上，作为兼具全球大国、海洋大国、崛起大国和发展中国家身份的中国，必须在维护利益与承担责任之间、维护自身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承担自身责任与全球责任之间，展示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 尽管这项工作并不是一项单纯的“国际利他主义”,应该兼顾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并尊重现行海洋秩序的基本特征，但这并不会影响中国以“全球视野”的眼光，以“表达出全球性关怀，倡导全球性努力，规划出全球性战略”的高度，来将这项工作全面地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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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洋问题研究员加布里埃尔·柯林斯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对海洋依赖的增长形成了21世纪强大的外交和安全挑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发与主要海洋国家的直接冲突；如果妥善处理，可以调整在海洋安全活动方面的相互利益，并加强与主要海洋国家合作”。这种论断是较为客观的，因为相对于在冷战结束后取得了全球领导权地位的美国而言，中国近年来所呈现出的崛起态势无疑是能够推动国际秩序变迁的核心要素。

有观点认为，中国实力的高速发展甚至极有可能改变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规则——“结束自由主义霸权的最佳途径是中国继续崛起，进而结束单极状态，从而让这个问题变得没有意义”。容纳中国已经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美国是否容纳与能否容纳崛起的中国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第一个选项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战略决策，而第二个选项则更多在于中国所采取的具体策略。

就前者而言，美国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有学者认为：“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地缘战略，依然延续了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对欧亚大陆的关注。”当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冷战时期的对苏政策，这其实并不意外，这不仅是一种思维惯性，更因为对苏的长期遏制政策尽管付出了较大的经济代价，但就最终效果而言是成功的。也就是说，美国明确地意识到“欧亚大陆的力量平衡并不是神秘的历史之手的良性产物，而是必须通过持续和谨慎的努力来维持”,而且“美国作为太平洋上的主要海洋强国，反映了一种马汉主义态度，它表现为在东亚特别是日本周边地区的战略参与，以及防止与中国在地缘战略上‘共同主导’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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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针对后者提出，为了能够促进美国形成容纳的政策，中国应“继续坚定地发展综合国力，包括能够有效遏制美国扼杀中国的军事力量”,但“中国的军事力量应该是遏阻性而不是进攻性的，这种军事上的遏阻能力不必超过中国周边”,而且“其基本需要应该立足于承担反恐、维和、反海盗和保护海外公民利益等国际责任”。这种观点无疑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有其相对表述模糊的现象。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早已拥有上述的军事实力，但其实还不足以支撑自己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拥有具备深水作战能力的海上军事力量，进一步完善全球战略打击力量的建设，已成为中国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中心所必需的物质基础。

由此可见，由于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目前所处的战略地位并不占优势，因而国内学者更多的是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进行分析，对我国所提出的建议也相对扁平化、概念化与笼统化。尽管这并非是一种“错误”,更多的是因为中国尚未接手更多的国际政治权力，自然谈不上特别具体的政策制定方面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国际秩序的重建已经是箭在弦上、隐而待发了。因此，作为国际秩序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支柱——全球海洋秩序领域也必然会发生重大的变革，进而作为前者的主要推动者之一首先开始其重建的进程。假如我们就科恩对斯皮克曼理论观点的看法做出一个分析的话，那么就可以证实中国的快速崛起及其相对于周边国家的巨大实力优势足以创造出一个新的“战略辖区”观点的合理性。但在科恩看来，斯皮克曼学说的不足，始终是由于“没有一个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国家有能力将所有边缘地区国家或地区组织起来，就因为边缘地区既易遭受心脏地带国家的攻击，也易遭沿岸国家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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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作为国家实力主体地区位于所谓“边缘地带”的国家，中国并不需要将全部的边缘地带整合起来就可以发挥自己的巨大优势。这是因为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过这样的能力，而且，边缘地带自身的严重分裂状态从来都是一种常态，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没有整合起来的可能。包括海权力量在内中国整体实力崛起，也并不一定导致美国的安全利益受损，尽管不见得能够形成“作为一个大陆大国，中国将继续致力于确保其众多陆地边界的安全，并将集中精力扩大对欧亚大陆的影响力；这将导致‘中国在东亚大陆保持一个中国式和平，美国在东亚海上保持美国式和平’的局面”这样的乐观结果，但维系大国间的和平与友好合作还是很有可能的。

总之，国际社会长期并将继续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已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认识，而且任何一个霸权国都无法完全地行使类似于中央政府的职能。因此，对崛起国进行部分权力的让渡以换取后者的合作意愿，对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及保障大国间和平关系无疑是有利的。需要指出的是，拥有强大的国力并不绝对等于强权政治的出现，这取决于国家动机、国际力量整体对比以及国际规则等诸多因素。相对于19世纪时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手段，今天国际社会所普遍采取的和平外交以及多种手段结合使用的方法，不仅风险与代价小得多，且较易于为各国所接受，是更加符合国家间关系未来走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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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节选自《中美俄地缘战略互动及全球海洋秩序重建》，原刊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5期

作者：李冠群，南京师范大学东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