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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展示的一个个故事，概略地描述了作者从1955年投身海洋，到2008年的50余年间，从事海洋教育、海洋调查工作半个世纪历程，内容涉及海洋科学的诸多方面。 故事以时间顺序展现了一些知识性、可读性较强的事例奉献给读者，进一步展现物理海洋学奠基人－赫崇本先生那深邃的哲学思想：“欲做海洋事，先做海洋人”的丰富内涵，同时解读“水是灵动多变，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辩证观点，让后来从事海洋调查研究的年轻学者得到一些启发，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弯路和损失。 海洋既能让人充满想象的空间，也是充满各种风险的战场；它可以使人变得勇敢，也可以使人变得怯懦。笔者希望年轻的和未来的海洋事业继承人，能对祖国富强怀有巨大的责任感，成为大海中翱翔的海燕！ 科学的海洋调查，是通向海洋科学殿堂的必由之路，新的调查手段的出现，能够推动海洋科学向纵深发展。海洋能陶冶人的情操，培养民族独立的精神，从而对人类满怀庄严的使命感。 笔者力图深入浅出地将这些知识告诉读者，既有科学性，又不失趣味性，其中还有不少东西可供细细品读。笔者相信，开卷有益，学取精华做刀枪，知识就是力量。 五、中美会战长江口
1980年春天，我们迎来文革后第一个科学的春天。国家决定：中国与美国两国科学家联合对长江口泥沙动力学进行研究。华东师范大学陈吉余教授，是中方首席科学家；我则是高教部派往美国《海洋学家》号参加长江口水文调查的工作者之一。恭临盛会，心中自然有一份特别的喜悦。 [31]外事无小事 1980年5月13日，我乘坐开往上海的列车启动了，这年的夏天热得早，前天一场大雨过后，气温跟烟花一样直往上冲。青岛尚是凉爽宜人，过了济南，气温超过37度，脑门上立刻就能渗出一层汗来。我倚窗而坐，火车里许多乘客在热浪袭击下都昏昏欲睡，可我不困，我觉得这次是我人生第一次浪漫之旅，是第一次与外国人打交道。 此行目的是参加中美“长江口及毗邻海域沉积动力学联合调查研究”的海上调查航次，将在外国船上与白皮肤、蓝眼睛的美国人共同生活一个月以上。我看着窗外迷蒙的风景陷入沉思，似乎对人生又有了一种新的期待。 离开青岛的时候，校领导告诉我：这是“文革”之后，第一次和外国科学家接触，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在海洋科技领域第一次合作。中方首席科学家是陈吉余教授，美方则是海洋地质学家米利曼博士。 美方3800吨的“海洋学家”号调查船远涉重洋，参加这次合作，我方则有“向阳红09”号、“曙光06”号、“奋斗一号”三条调查船和众多小渔船参加作业。我是高教部系统登上美国“海洋学家”号参加合作调查工作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位是同济大学搞海洋地质的周福根先生），其他11位则来自海洋局等系统。同样，美方也有15位科学家分布在中国的调查船上。 5月15日，早早起床，乘公共汽车到复旦大学聆听高教部外事局局长谈话。虽然只是早晨六点钟，但大都市的繁华与匆忙已经初见端倪。马路两边随处可见行色匆匆的过往者，各种车辆挤在狭窄街道中，车鸣人喧，空气里到处飘荡着紧张气息。 局长一脸严肃，强调应该遵守的诸多外事纪律。例如，“海洋学家”号为什么只能在123°30´E以东调查；对冲绳海槽的看法，中国文革的评价。吃饭不能坐横头，拿东西不能从别人头顶跨，刀叉不能乱放，吃饭不可“吧嗒”，讲话不能像吵架。到外国人房间拜访，要看门上是否悬着腰带，千万不能“惊驾”！中国是礼仪之邦，与外国人交往，要讲究礼貌，温文而雅，如此等等。引经据典，上挂下联。苦口婆心讲了几个小时，只讲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汇成一句话：“外事无小事”。 最后，局长话锋一转，笑颜逐开：“虽然到外国船上只有一个月，但也是出国，不能丢掉国人尊严，穿着不能太寒伧。考虑大家实际困难，国家给你们每人做一套西装，一套中山装，还有皮鞋、袜子、领带和睡衣。工作服质地和颜色也要考虑。头发要随时梳，衬衣要常换，头要天天洗，胡须要常刮。”他这一番谈话，与会者如听纶音，如沐春风。一股暖流从四肢百骸中流过，三万六千毛孔无一不舒畅。 今天看来，上述诸多事情，是小事一件；但那时，对刚刚结束“文革”的我们来说，一切都非常新鲜。特别是置装出国的问题，工资只有几十元的教师，加上室家之累，要自掏腰包，制足上述“行头”，那需要的钱就是天文数字。并且这些“资产阶级”的打扮，在“文革”中已经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威风扫地，听到穿西装、打领带浑身就不寒而栗。现在局长要我们再次“资产阶级”化，固然要去跟一班“资产阶级”打交道，是“政治的需要”。 但是，首次穿戴起来，仍然坐立不安，忸忸怩怩。至于所讲的礼仪，虽然十分繁琐，当时听起来却非常新鲜。就是不拘小节已成为“时尚”的今天，细细读来，也仍然有诸多实际意义。特别是在公共场所煲“电话粥”，吆吆喝喝，睥睨一切；饭场之中，喉咙高亮，声震屋宇。要做到“温文而雅”，还需要下一番功夫。 [32]登临外国船 5月26日，上午10时，我们乘快车前往厦门。美国“海洋学家”号调查船停在那里，须从厦门港登上他们的船，开始历时一个月的海上生活。南国风光，自然不同凡响：远山含黛，早稻凝碧。山坡上黄花如一簇簇野火，赢得行者瞩目，粉蝶乱飞。 5月31日，早晨5时半，“海洋学家”号调查船缓缓驶入厦门港。白色船体，雍容大方。8时许，我们带着仪器和新制的行囊，加上一颗兴奋而又忐忑不安的心，登上“海洋学家”号，受到大副为首的船上人员列队欢迎。 船上住宿安排是，中方科学家两人一间，上、下铺，有空调、书桌和台灯；可以书写，也可以讨论，还可以小息。随后，参观了实验室和计算机室。 国外海洋调查船上的实验室，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多种实验共处一室，中间仅用布帘隔开。拉上布帘，物理、化学、地质各自一统天下；拉开布帘，则是一个完整的大厅，可以开会、打乒乓球和放电影。而国内调查船的实验室，则是独立门户，各自上钥关锁，彼此之间有严格界定。虽然实验室总体面积不小，但是又处处觉得狭小击肘，迫得人喘不过气来。 这种迥异的格局，是由使用调查船特点分不开的：美方调查船每个航次之前，主管部门要广泛征求与海洋有关的部门意见，希望更多科学家随船出海，提高船只使用效率。来自不同部门的科学家，自带仪器上船，临时组成一个工作间。调查结束，仪器也随之下船。他们需要的是宽广的工作场所，不需要一个狭小的封闭空间。 而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调查船的主管部门，“共有”意识差，“协作”观念不强。在小农意识支配下，追求多而全。实验室林立，盆盆罐罐琳琅满目。上级参观，可见成绩多多，下面上来实验的人，免去搬运之苦，躲进小室成一统，很有“安全感”。但是，空间使用效率低，则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海洋学家”号调查船来厦门之前，刚结束在菲律宾以东、西北太平洋海域的海上调查，所以航抵厦门港后，先得补充生活物资。直到晚上7时，船才起锚开航。这时夜幕四合，港内灯火荧荧。出港之后，先向东行，再折转东北，进入冲绳海槽。途中要经过国民党占领的大担、二担、三担、四担诸岛，因此船上要实行灯火管制。 我透过黑黝黝海面，看见那几个岛屿僵卧水上，也是没有一丝灯火可见。我的心中腾起一股“豆箕”之情，希望早日结束兵戎相见的对立局面。那时“海洋学家”号调查船再经过这里，一定是华灯高张，那几个岛屿也会是万家灯火，歌舞升平。 [33]船上第一餐 晚上5时就餐，吃饭地点是餐厅。厅内有两排桌子，长短一致，相互平行。第一排桌子打横头的是大副，第二排桌子打横头的是船长。除去这两个外国人，其余都是中国学者和翻译，我坐在船长边上。平生以来第一次和外国人一起吃饭，西装革履，不苟言笑，就像第一次上战场一样，紧张死了。 面前已经放好“鸡蛋沙拉”，牛奶和面包。这些只属于“佐餐”之类小玩意，正餐要看桌上“菜单”自己点。这时一位漂亮的“美式”小姐，姗姗来到餐厅，一声“下午好”，声如软玉，莺啼燕啭。后来知道，她是美国一所大学的在校生，利用假期出来打工。经过筛选，“德容言工”俱佳，成了这里的“侍者”，惹得我们眼前一亮。 她首先来到船长面前，船长表示“客人优先”。我刚好坐在船长下首，那位侍者小姐，笑容可掬来到我的身边，一手铅笔，一手短纸，俯下身来，等待我“点菜”，一时令我手足无措。上过中国调查船的读者都知道，每逢开饭，锅碗瓢盆叮当响，等待打饭、打菜者排成一长串。头顶麦克风传出当天新闻，周边叽叽喳喳，是彼此交换所闻所见。 而在美国调查船上，怎么吃饭成了赴宴？这时想请旁边同事参谋参谋，又显得自己是“小儿科”。好在这时灵光显现，想起毛主席诗词中有“土豆烧牛肉”之句，于是我要了这盘应时的“正餐”。后来才知道，土豆烧牛肉，只是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正餐”，而美国的正餐，则以龙虾和蟹钳肉最为丰美，后来都以此为首选。再后来，大副以伙食严重超支为由，将这两套菜从菜单中划掉。此是后话，在此一笔带过。 [34]海上调查 我们的调查工作内容主要有：一是协助美国科学家释放深海锚系浮标，做海流观测；二是使用温盐深自记仪（即现在常说的CTD仪）进行温、盐度测量；三是使用海流计测量海水流动速度和方向。他们使用的仪器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如温盐深自记仪问世才3年，国内进口一台约需120万元，这在当时已是天文数字；测流仪器是安德拉海流计，当时也是刚刚问世。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是国内使用的热门海洋观测仪器。 而国内当时最“先进”的测流仪器是印刷海流计，它是利用机械原理记录的。大小齿轮交错分布，时钟“嗒、嗒、嗒”，印刷“咔、咔、咔”，印刷的机头，一上一下起伏，很像油田采油的“磕头机”，看起来煞是复杂有趣。而他们那些电子仪器，用的是印刷电路，一切机械都让位于电脉冲。结构简单，看起来索然无味。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机械东西最易出毛病，我们携带上船的6台印刷海流计，经过长途颠簸，其中2台已经“罢工”。我在实验室修理时，引来一群美国“观光者”，又是照像，又是拍电影。海流计成了我出风头的最好道具。 美国科学家要求在两个深海锚系浮标上分别挂上3台印刷海流计，历时一个月，与他们的“安德拉”进行比测。我当时最大的担心是该仪器工作时会“突然罢工”，这几乎是这类仪器的不治之症。好在后来深海锚系浮标中的一个，刚放下不久，就被上海渔民的渔网拖上船了，待我前去辨认时，已经被海底砾石划得疮痍满目，面貌全非。 另外一个锚系浮标，虽然在回收时，水听器能监听到锚绳与海底系留重物之间“苹”的超声波，但千呼万唤，就是不肯浮起来。因此，最终对比结果不得而知，也就避免了一场尴尬。 每到调查船航行到预定的观测站位之后，我们一起齐集后甲板，环仪器而立。第一声哨响，钢丝绳慢慢收紧，自记仪开始升起。我们将升起的仪器推出舷外；第二声哨响，仪器则缓缓下放。美方科学家身先示范，有条不紊。即使夜晚，在到站之前，一定先到甲板，头戴安全帽，身穿救生衣。如果我们没带安全帽，他们一定会将帽子亲自给我们戴上。 我对此不解，长期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教育的我，就对中方同事说，释放的仪器一旦推出舷外，只有陨石才会从天而降。所以，戴安全帽是多此一举。 美方科学家似乎看出了我的小心思和潜意识，就告诉我，温盐深自记仪是不会飞起来打你头顶，但是钢丝绳万一断裂，就可能对你袭击。头是最重要部位，眼是最易伤害器官。你一旦受到伤害，船就要靠岸对你实行救治。海上调查就得停止，既定的调查计划也就不能进行。一顶安全帽关乎到整个全局，是小事还是大事？（后续） 注：该文作者根据早期发表的《浪里也风流》（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5年）传记著作手稿，按平台宗旨进行了重新整理与编排，借此深表感谢！故事大标题由平台依据作者提供的全部故事内容另加，并以连载的形式推送，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青睐与认可！故事拟以海洋调查为主线，展现一位海洋人对海洋事业的执着、奉献与人生观，特别是在他身上所呈现的那种求真务实、刻苦钻研、淡泊名利、献身海洋的科学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