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泽伟：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日益凸显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一、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趋势导致区域合作成为优先选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治理逐渐呈现出区域转向的发展趋势。首先，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促使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谈判停滞不前，多边主义弱化，全球治理从理论到实践都陷入困境。其次，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逆全球化”思潮与行动泛滥，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发起对中国和欧盟等国家地区的贸易战，WTO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再次，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出口管制措施和强化国内供应链等政策，英国也正式脱离了欧盟。最后，2022年乌克兰危机引发了愈演愈烈的地缘政治冲突，并导致全球结构的分裂格局，全球治理主体出现区域化整合迹象以及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发展趋势导致区域合作成为主权国家的优先选择。一方面，区域合作日益成为区域内国家外交事务的优先选择，区域性国际组织也逐渐由协调、沟通的平台演变为多重权力交汇的治理机构。例如，202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发表的联合声明就明确指出：“支持东盟在塑造区域架构中发挥引领作用，通过东盟主导机制促进双方密切合作”。另一方面，国际造法也日益呈现出区域化的趋势。例如，作为地区国家以实际行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步骤，2020年11月包括东盟10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15个亚太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此外，上海合作组织在网络空间安全与主权方面的国际立法文件，也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可见，区域性国际组织日益成为国际造法的重要行为体。

二、美国升级版“印太战略”彰显建立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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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上台后，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再“调整”,积极推进升级版的“印太战略”,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更加重视小多边机制，如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兜售“四边机制”(QUAD)、强化“五眼联盟”(Five Eyes Alliance)以及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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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领导人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强调提升在“印太”地区的外交、安全和防务合作，促进更深层次的信息和技术共享等。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是落实“印太战略”的平台，特别是2022年美日印澳四国峰会宣布建立“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IPMDA),并加强在关键新兴技术、网络、太空和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的合作。2022年5月，拜登宣布启动一项新的亚太经济伙伴关系——“印太经济框架”,首批13个参与方包括美国和日本，但不包括中国。该框架企图建立美国主导的贸易规则，重组产业链体系，让地区国家与中国在经济与科技上“脱钩断链”。此外，美国还推动北约染指亚太，并千方百计拼凑“亚太版北约”,推进对华“一体化威慑”。

总之，美国升级版“印太战略”的推进，特别是诸如“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小多边机制的相继出现，一方面引起了东盟国家的高度关注，东盟担心这些针对中国的机制，有可能使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机制及东盟在这些架构中的“中心地区”受到挑战，也使东盟在大国间协调“对冲”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在美国—东盟特别峰会上，东盟国家共同强调要和平、要合作，不要选边站队，不要分裂对抗。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也表示，任何排除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贸易联盟，都不利于加强“印太”多边贸易合作。另一方面，美国地区战略的调整同样恶化了中国的外部环境，中国将不得不在安全、经济、社会、人文等领域面对美国全方位竞争，其中包括美国对东盟的争夺。由上可见，建立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无疑有利于更好地应对美国升级版的“印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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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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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30多年来，中国与东盟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最大规模的贸易伙伴、亚太区域合作中最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区域合作范例。2021年6月，《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特别外长会共同主席声明》:“重申致力于以《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维护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框架，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坚持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202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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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对中国—东盟总体关系的概括，它旨在“推进中国—东盟各领域合作，为建设开放、包容、可持续及享有和平、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地区作出贡献”。其实，2003年至2013年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黄金十年”。2003年，中国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加入该条约的第一个域外国家；同时双方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成为东盟第一个战略伙伴。从此中国和东盟关系进入全面合作的新阶段，并逐步发展成为最具实质性和活力的互利共赢关系。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东盟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伙伴，中国与东盟关系迈入提质升级的“钻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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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主要是为了搭建中国与东盟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合作平台，涉及海洋具体领域的合作。因此，建立“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不但有助于进一步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应对非传统的海洋危机问题方面的国际合作，缓和错综复杂的南海局势、削弱域外势力对南海问题的消极影响；而且有利于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落实，从而最终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因此，《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联合声明》明确要求：“继续鼓励中国东盟建立蓝色经济伙伴关系，促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海洋及其资源可持续利用”;《关于加强中国—东盟共同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也专门强调：“支持东盟印太展望提出的四大优先领域，即海上、互联互通、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经济及其他领域合作”。

文章来源：节选自《全球治理区域转向背景下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成就、问题与未来发展》原刊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2期
作者：杨泽伟，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团队首席专家，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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