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当00后撞上就业难:找一份喜欢的工作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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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开始踏入职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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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年前的“千禧之年”,中国正处于互联网起步与贸易开放的关键时刻——宽带提速降价、国产搜索引擎诞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许多夫妻也在这一年,迎来了他们的“千禧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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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后在中国有史以来最优渥的环境中长大,也是互联网洪流中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2022年,第一批千禧年出生的00后即将大学毕业。根据BOSS直聘研究院发布的《00后群体就业选择偏好调研报告》,00后的个人定位和职业追求,与上几代人存在诸多差异。这显示在劳动力迭代中,出现了更加关注自我成长和生活平衡的求职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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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业环境并不理想。据教育部统计,2022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规模和增幅均创新高。加之受疫情等因素影响,2022年被称为“最难就业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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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新新人类”走向“最难就业季”,他们将遭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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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委屈”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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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不加班?双不双休?然后才是薪资待遇如何?”90后HR杨彤在互联网公司从事招聘工作两年,今年春季以来密集的面试了一批00后求职者,这是她被问得最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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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00后找工作更注重自己能不能过得舒适。”提到对00后求职者的印象,杨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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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曾做过“00后一代认知特点、思维方式”课题研究,该所研究员杨雄在相关调查报告中认为:“00后一代”追求现实快乐与高品质生活,喜欢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注重享受,轻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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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新闻采访的多位今年毕业的00后大学生表示,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他们并未感受到太大的经济压力——无论是家境较好的出国留学生,或是在国内二线城市,甚至小县城求职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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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一直都是被父母宠过来的。很多甚至爷爷奶奶也没什么孙子孙女,老人们又领退休工资,也会给零花钱,所以物质上可能不会有很强的紧迫感。”00年出生的杨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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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怡来自一个体制内家庭,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公务员。她的家在江西一个很小的县级市里,家庭收入算中等水平。去年,学法律的杨怡面临毕业,需要翻越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两座大山”。“我爸跟我说,我给你3年时间,如果你公(务员)没考过,你也可以考研,也可以不去工作,就在家里躺。”杨怡说,这让她有了3年时间不用考虑赚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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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怡身边的朋友也大都如此,“我们班上大部分人都在考各种各样的试,大家都不是一毕业就着急去找工作。我们可以再空出两三年的时间,直到能找到自己最满意的工作为止,大部分人都能得到家里足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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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达457万。而智联招聘调研显示,50.4%的2022届高校毕业生选择就业,比去年下降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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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雪原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讲师,也是一位2019级的本科生班主任。她曾收集过班上40多个学生的毕业规划,大一时,班上选择考研的学生很少;到今年大三,班上百分之八九十的学生都在计划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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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雪原认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3年来,疫情改变了就业环境,因此“比起挣钱,00后更希望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而不是着急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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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衷考试,拒绝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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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雪原的课堂氛围轻松,她在课上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观点,“活跃的同学会直接说他的观点;不喜欢表达自己的同学,当我点到的时候他也能说,不管认同不认同,他都能说出自己独特的理论。” 高雪原认为,在互联网信息洪流中长大的00后,“无论是从思维的广度还是从他们对各种选择的可接受性来说,他们的能量都超乎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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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雄在《“00后一代”青年价值取向新特征》一文中总结,“00后一代”的思想行为新特征之一是:传统“权威意识”渐趋淡化;平权意识、规则意识增强。也因此,00后职场人在公众语境里被描述出来的形象通常是:敢表达、敢质疑、敢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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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怡就具有这样的特质。在工作单位,她年纪最小,领导经常会让她做一些“秘书工作”,比如作会议纪要。领导语速快,她有时候记不下来,她会直接在开会前对领导说:“你说慢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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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领导心情不好,语速格外快,她就用她最熟悉的打字工具——手机,开始做会议纪要。领导发现她盯着手机玩,点名批评她,她也毫不示弱:“我就把手机屏幕对着他,我说你仔细看看,我是在做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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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2001年出生的刘伯涵解释,00后也有很多委曲求全的时候,勇敢需分情况。“比如说实习生,我常跟朋友开玩笑说,实习生不转正就是‘爹’,想拒绝就拒绝,实在不开心跑就是了。但如果你想转正或者学真正的东西,就得收敛一点,尤其是今年,更得唯唯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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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涵将于2023年毕业,他高中毕业后到美国波士顿大学继续求学。今年,他决定回国就业。刘伯涵刚进入快消行业实习时,做过不喜欢的杂事,也加过很多班,但为了“学点真东西”,他都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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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新闻采访的多位00后求职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热衷各种考试,手握各种证书、开拓许多副业,但坚决拒绝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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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后刘艺的小红书账号拥有30多万粉丝,在运营账号上她很勤奋,早起、熬夜是家常便饭。从大学开始她就接广告,收入已经能维持她的生活开支,但是她从今年3月便开始找工作,她觉得靠流量赚钱的工作只能作为副业。她也收到过几家互联网公司的工作邀约,但因为“太卷了”而放弃。她不想加班,更希望选择体制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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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体制内的杨怡也的确几乎不加班。她从不迟到、早退,工作时间也很勤勉,但到点就下班。有一次,她5点半下班后,领导在6点钟打电话给她,质问她为什么离开,要她回公司开会。她很生气,“你也没有提前通知啊,下班时间到了我下班有什么问题?”她没回单位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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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怡并不觉得自己的做法不妥。她有两个今年刚工作的00后同事,“到点就走,下班后就关机,谁也找不到她们,那是真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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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工作前,杨怡的大学生活几乎都是高三的重复,尤其是大四那年。为了司考,她在家附近租了一个小单间,父亲每天给她送饭,她每天关起门来学习10个小时以上,周末也不例外。司考通过后,她又开始考公务员,报了面试培训班,同样“连轴转”了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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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雄认为,“00后一代”存在“热血奋斗”与“躺平佛系”二元并存的行为特征。“热血奋斗”是为了自我实现、提高生活质量,而“躺平佛系”则是为了追求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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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雄总结,00后属于“独生子女+全球化+互联网童年”新一代。他们的视野和所接受的信息量,远远超过20世纪50-80年代的人;他们具有较为自我、更关注个人感受等特征;他们在生存—幸福价值、传统—现代两个价值追求维度均表现出“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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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观念建构理论来考察,青年一代就是历史的产物。总体上看,40多年来中国波澜壮阔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变革因素已鲜明地嵌入00后一代青年人的性格行为之中。”杨雄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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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撕的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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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和国际形势等影响,今年以来,中国就业市场的用人需求下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此前曾向界面新闻介绍,“今年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应该是比历年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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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涵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人,他从高中就明确自己未来要从与事金融相关的工作。大一时,他参加了几个大公司的商业项目比赛;大二时疫情开始,他被留在国内上网课,找了几家大公司实习,其中包括一家快消行业TOP5的公司,于是,他有了更具体的目标,“我就是要进入快消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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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涵今年大三,但他从1月便开始投简历,到3月份,他已经得到了一家心仪的快消行业大公司的实习机会,并且“留下转正的机会很大。”但在他身边,还有很多朋友没有在国内找到工作——甚至连实习的机会也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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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今年找工作难度特别大”,主要体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offer被撕的情况相当多,尤其是互联网行业。”刘伯涵说,他身边有很多人,好不容易挺过了互联网一轮又一轮的面试,收到了录用的offer,但是入职前,HR突然告诉他,“不好意思,公司没有HC(指headcount,指正式员工名额),offer不做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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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阿里、美团或者字节的都有,offer都被悔过。连实习offer也有被悔的,而且人数还不少,这是今年的一个新现象。”刘伯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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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另一个观察是,竞争同一个岗位的人数明显增多了。去年,他参加欧莱雅化妆品集团公司的面试,根据面试总人数,夏季实习通常是7-8人一组,而秋季招聘则是10人一组。但是今年,夏季实习的面试人数已经涨到了10-12人一组。“因为快消行业的岗位其实是比较固定的,每年招聘人数都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我今年面试的时候了解了一下,有很多是被‘优化后’涌过来的互联网从业者。”刘伯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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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公司HR杨彤从招聘者角度也觉得,今年的面试难度增大了,很多岗位都是“优中选优”。“像一些技术岗,面试过程中就会让你当场去写代码、考核你的能力,面试官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专业、越来越细,如果你技术不够硬的话,你就会被刷下来。”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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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智联招聘发布的一份有1.8万份样本的大学生就业调查显示,当前国内疫情反复,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承压,61%的应届生认为求职竞争非常激烈,就业是很有压力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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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国企成为今年高校毕业生的首选,调查占比达到了42.5%,选择做公务员的比例也是翻倍的,这说明在疫情环境下,新生代的求职者更加追求稳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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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认为,每代人都会被其时代的重大社会事件所塑造,而青春时期的集体记忆将影响其个体的生命历程。3年来,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00后的大学生活,也影响了00后毕业生的就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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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涵只有头一个学期享受到了大学生活的自由和丰富。然后,疫情开始,第一年回不来,第二年出不去。后来考虑回国就业,主要因素也是疫情。河北某大学新传专业的00后研究生刘艺明,则明显感觉到了同学之间的疏远,与本科时不同,她与研究生同学只在线上交流,连一次正式地相互介绍都没有过。临近毕业,大部分人她都叫不上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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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怡曾经非常向往上海,去年毕业时,一位在上海开公司的亲戚现身说法,告诉她自己亏了很多很多钱,“外面太动荡了,还是留在家里好。”杨怡于是留在家乡,成了一名县城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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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杨怡、刘艺、张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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