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敬鑫：“一带一路”对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创新的重要启示

当前全球治理进入到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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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西德前总理、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明确提出了全球治理理论。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由此，全球治理逐步由理念走向实践。经过近30年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近年来西方世界的政治变局，全球治理正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全球治理的动力由北向南转变。21世纪前后，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改变。在经济层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按汇率法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在政治层面，善于提出观念、创造规则的西方国家，近年来受制于国内困局，针对全球问题提出的有效方案越来越少。在文化层面，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东方文化也逐渐融入世界，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与欢迎。在上述背景下，美欧主导全球治理的情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全球治理已经进入到“后美国时代”，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期待。

第二，全球治理的热度由高向低转变冷战结束初期，全球治理问题提上了各国政治议程，从经济到生态、从安全到社会，全球治理经历了将近20年的快速发展。然而，这种趋势在美国的掣肘之下出现逆转。特朗普对“全球治理”理念嗤之以鼻，他曾对联合国表示：“我们绝不会把美国主权让渡给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无法控制的全球官僚机构。”在“美国优先”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予以效仿，重拾“本国优先”，导致单边主义不断蔓延，国际治理的原有主导方逐渐失去了对全球治理的热情，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褪色明显，现实主义再次被奉为圭臬。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首届巴黎和平论坛上所言：“我担心的是狭隘民族主义观可能再一次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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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全球治理的重心由全球向区域转变。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在全球层面为治理出谋划策、出钱出力之时，一些区域性的国际组织正在着眼本地区的共同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制订未来发展蓝图。比如以德法为首的欧盟，即便面对英国脱欧，也一直致力于一体化脚步继续前行，甚至呼吁要成立“欧洲军队”；非盟国家正在稳步实施《2063年议程》；东盟十国发起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也都在区域层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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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全球治理的主体由国家向非国家转变。一方面，各国都承认，已经不可能由哪个大国独霸世界，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必须同其他国家合作开展全球治理。另一方面，正如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所说，“我们当前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全球治理的未来走向产生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日益凸显，这既为全球治理创新提供了契机，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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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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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抱世界，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建设者”逐步成长为“引领者”。站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上，中国在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创新上呈现以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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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越来越足。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已成为中国的战略选择。2015年，习近平主席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作出多项承诺。2015年和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就全球治理问题进行集体学习。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中国将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为中国在新时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总方针。在首届进博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将始终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这彰显出中国越来越强的底气和信心，也是中国向世界表明坚守多边合作、推动全球治理的决心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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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越来越高。推动全球治理创新，不仅呼唤先进理念“解释世界”，更需要凝聚行动力量“改变世界”。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了日益坚实的综合国力作为坚强后盾，强劲的经济发展实力作为动能引擎，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说好并做好的能力。中国通过一系列具体行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展现大国担当。近年来，中国连续主办了APEC、G20、“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合组织峰会等主场外交活动，推动了“一带一路”建设，建立了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等多个治理机制。无论是在主场外交舞台，还是在多边、双边外交场合，中国始终不遗余力，用务实行动向各国展示合作共赢的中国立场，为世界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成为引领全球治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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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作用越来越强。围绕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为什么需要创新、如何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和建设等重大问题，中国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和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举措，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和理念创新注入了强大正能量。中国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有利于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话语权的方向发展，由此构建起更加合理、公正、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大国在全球议题方面开始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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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压力越来越大。推动全球治理创新之路并不平坦，我们参与全球治理，需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多元挑战。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日益凸显。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沉渣泛起。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逆风劲吹。地区热点、恐怖主义、难民移民等问题和挑战此起彼伏。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大国合作势头消退、多元主体协同缺失、治理对象模糊不清和治理机制存在缺陷等多方面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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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创新的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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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五年多的实践检验，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平稳迈进。“一带一路”的总体成功为我们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推动全球治理创新，要有价值引领能力。当前，绝大多数国家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仍习惯用西式思维和价值观来评判事物的是非曲直。“一带一路”倡议在这方面实现了突破。它以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为目标，以互联互通为主要内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不演独角戏而演协奏曲，不建后花园而造百花园。这些理念和原则是中国核心价值的对外延伸，也是对人类思想的充实丰富。中国已经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支持联合国系统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关键平台作用。在推动全球治理创新的实践方面，中国也提出先易后难的策略，主张把能做的事情及已经形成广泛共识的事情先做起来，这些都体现出价值引领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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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推动全球治理创新，要有制度设计能力。与二战以来西方主导的很多制度设计不同，“一带一路”强调制度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摒弃大国霸权，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更不搞排他性制度设计，而是在既有双边、多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框架下，主动寻求对接，从而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据不完全统计，沿线和相关国家有类似倡议30多个，例如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欧盟出台的《连接欧洲和亚洲：对欧盟战略的设想》，沙特的西部规划，蒙古国的“发展之路”计划，哈萨克斯坦的“光明大道”，波兰的负责任的发展战略，塞尔维亚的再工业计划战略等。截至2018年11月底，中国与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60多个合作文件，与40多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协议，还与日本、法国等签署了第三方合作协议。不仅“一带一路”如此，与之密切相关的丝路基金、亚投行也是如此。这启示我们，在全球治理创新方面，我们也需要提出更多具有包容性、灵活性、动态性的制度设计，这样才能调动更多方面的参与热情。

第三，推动全球治理创新，要有解决问题能力。“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办法和方案。正如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在《回声报》发表的文章所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没有共同发展计划、强行推动的自由主义民主化遭遇失败后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新思路”。迄今为止，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投资超过800多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24万个工作岗位。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已经完成或稳步推进：蒙内铁路、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雅万高铁、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比雷埃夫斯港、皎漂港……以比雷埃夫斯港为例，2010年9月，在中方接管3个月后，集装箱码头便开始连续实现单月盈利，仅用2年就补偿了之前的全部亏损。2017年，该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全球排名从并购时的第93位跃升至第36位，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集装箱港口之一。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从不开空头支票，有承诺、更有行动和办法解决问题。

第四，推动全球治理创新，要有抗压能力。站在新的起点上，共建“一带一路”将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和挑战。国际上不乏质疑乃至反对“一带一路”的声音，“债务陷阱论”“破坏规则论”“地缘扩张论”“经济掠夺论”“风险不可控论”等不绝于耳，少数国家甚至通过抛出替代方案进行搅局。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正面临资本收益风险、企业经营风险、政局变化风险、社会动荡风险、外部威胁风险等诸多挑战。在全球治理层面，挑战更是显而易见。原有国际治理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传统热点纷争挥之不去，气候变化、难民等非传统安全难题接踵而来。未来10年将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越来越多的人在问，世界是否会再度走向“新冷战”？古特雷斯甚至担心，“我所看到的是，当今世界出现的一些特征似乎和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类似，令我们有理由畏惧一连串难以预计的事情会接踵而来。”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无论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还是参与全球治理创新，中国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和风险挑战。或许，化危为机才是真正的机遇，负重前行才能行稳致远，中国有这样的信心和底气，也有这样的能力和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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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画报社《丝路瞭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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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敬鑫，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