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凌：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 3 个维度

1问题的提出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比以往任何一个阶段更需要在内政外交和社会经济转型中发挥智库的作用。作为“新思想”的创造者，智库（Think Tank，又称“思想库”）为弥合知识与决策之间的鸿沟，发挥着“合纵”与“连横”功能，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塑造者”。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在发生着转化。这些关乎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也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了新期盼，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迎来了新机遇。

然而，当前理论与智库界对智库的理解还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构成阻碍，归纳起来，大致有 3 种：一是“全盘西化”型，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大多有着国外智库的留学背景或者从业经历，他们强调智库的独立性，主张要在经费、人员、收入等方面向国外智库看齐，认为只有社会智库才是独立的，才算得上真正的智库；二是“全盘否定”型，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往往对中国的决策体制有一定的了解但又与体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认为中国的智库就是“神学院”“翰林院”“养老院”，批评中国智库离权力太近，所以有库而无智，只能随声应和，难以有所作为；三是“全盘肯定”型，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多见于体制内，他们强调中国智库发展规律的特殊性，但凡西方智库的核心概念如影响力、治理模式、“旋转门”机制等等，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智库的发展，认为西方社会不可能也不愿意了解中国智库，还要时刻警惕西方通过对智库评价开展意识形态输入，由此否定中国智库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在自媒体的催化下，这些观点得以快速传播。

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折射出当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相关建议也并非一无是处，因而可以引发共鸣。但是从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来看，这些观点都局限于某个或某些角度，可能过于狭隘。我们需要在更加宽广的时空场景中，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实践内涵。笔者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既不能照搬国外模式，一味地套用“独立性”“透明度”等西方价值体系来评价中国智库发展，忽视我国已有的咨政经验而妄自菲薄；也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固化政策市场的行政垄断，忽视目前智库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而妄自尊大；而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结合历史文脉中的智囊制度，大国崛起时的时代之问，以及全球视野下的智库发展新趋势等 3 个维度，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智库的“源”“效”“势”。为加快构建多元化的智库发展格局，加强政策市场的制度建设，构建新型“智政关系”，找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有的定位和应尽的使命。在历史的、比较的和发展的视角下，深刻认识中国智库的咨政能力与发展轨迹，确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价值取向和阶段性目标。

2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之“源”：从智囊制度看中国智库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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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智囊制度与王朝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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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古代先贤们凭借在自然地理、天文历算、农经医学、军事谋略等方面的聪明才智，以智辅政、以智启民。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灿烂辉煌的一个时代，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诸子百家争鸣之盛况，用今天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一个竞争相对充分的思想市场，这个时代也被人们追溯为中国“智囊团”“思想库”的开端。在历史的演进中，智者们不断变换着身份，以门客、养士、谋士、师爷、幕僚、幕宾、言官、谏议大夫以及翰林院等，构成了中国古代“智囊制度”的主体，为实践“经世致用”“学而优则仕”的价值理念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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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翰林制度开启了规模化、制度化使用“智囊”之先例。翰林学士是社会中地位最高的士人群体，集中了当时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社会地位优越。“由科举至翰林、由翰林而朝臣”，是科举时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也是儒家学说中“达则兼济天下”的具体写照，为后世承袭。唐朝的李白、杜甫、张九龄、白居易，宋朝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明朝的宋濂、方孝孺、张居正，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等，皆是翰林中人。入选翰林院被称为“点翰林”，荣耀之至。翰林学士不仅致力于传承文化学术事业，更踊跃参与政治、议论朝政、以匡人君。

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王朝兴衰中，总是闪烁智囊的身影，响彻智者的声音。从七国并秦、三国归晋，到五代十国、宋辽大战，每逢乱世，雄踞一方、欲得天下者大都重视智囊的建议，并充分加以利用；在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的背后，既有君王的雄才大略，也有智囊们的居功至伟；然而，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焚书坑儒、纲常独断、穷兵黩武的天子，就难免陷入波折动荡，甚至是漫长的黑暗时期。由此可见，政治的开明化和政治制度的有序化，历朝历代都离不开智囊群体的辅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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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智囊制度为维护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以及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古代的智囊制度有着浓重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且在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等方面与现代智库不可相提并论，与现代文明也格格不入，但是仍有大量的文化瑰宝值得现代智库学习与借鉴，而且只有在扬弃的观点下，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智库的理论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继承古代先贤们为我们留下的历史遗产，更好地增强文化自信，在世界智库发展之林中拥有自己的地位和特色。

2.2 中国智库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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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的智库仍然在咨政形式上保持着一定的传统，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递送专报、简报等，以期引起决策者的关注、采纳，或者圈阅、批示，进而将观点和政策主张施加并影响于治策过程。中国智库在提出咨政建议时，往往更加看重决策者的态度社会认同、同行认可则在其次。好的智库就是要让政府“用的上、信得过、靠的住、离不开”。中国智库的“轻重观”根植于传统文化，也与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休戚相关，因而与人类文明中其他类型的权力结构相比，也更容易陷入决策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难以并举之困境。也就是，“说的不做、做的不说”，真正能对决策产生影响的智库，不为外人所道；常常见诸于媒体的智库，实际上可能离决策很远。在应对决策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难以兼顾的困境方面，体制内的智库宁愿牺牲社会影响力，但也有一些智库选择了“迂回战术”，通过先影响社会舆论再间接影响政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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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金会文化和社会捐助制度的产物，美国智库极其看重自身的社会价值，社会影响力的变化将直接影响美国智库的经费来源与发展的可持续性。许多美国大型智库的主要任务不仅是为政治精英，也需要向商业精英以及公众提供与政策相关的知识和信息。美国智库既同媒体打交道，也进行公共推广活动。智库常常雇用营销与公关专业人士来进行信息的公布与传播，但也因此常常被指责为“民粹主义”“利益集团”或者“意见领袖”的代表，所以“独立性”就成为了美国智库经常挂在嘴边的说辞，以宣扬其中立的价值观，尽管事实有时并非如此，美国智库的党派性仍清晰可辨。所以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博士指责“中国智库仍然是个谜”时，其实是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在互联网时代，缺乏网站建设与推广很可能会降低智库的社会影响力或知名度，但并不一定会左右决策者对智库的评价，因为大量的决策咨询活动信息可能仅存在于智库与决策者之间。简单套用西方标准来评价中国智库，难免“水土不服”。这不仅是两种咨政模式的差异，更是两种文化的差异，是不同文化孕育出来的不同的智库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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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新型智库建设之“源”，如何做到扬弃，有两点必须澄清。首先，智库的咨政模式并无优劣之分，适合本国发展的模式就是好的模式。如果总是把他国智库发展的模式当做本国智库刻意复制或模仿的对象，智库建设就会失去方向。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智库建设要坚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其次，必须看到传统文化可能带来的不足，大部分智库的行政色彩还比较浓重，政策阐释性研究偏多，智库管理还面临不少体制性束缚，以及智库评价中强烈的“唯批示论”倾向，等等，这些方面都不利于智库产生新思想、新战略和新举措。随着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一股更加重视智库社会影响力建设的思潮，正在由体制外智库向体制内智库波及。与“民粹主义”不同，这股思潮的作用在于平衡分歧而不是制造分歧，一定范围内的信息公开与共享，可以帮助智库更加深入地研究问题、寻找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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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之“效”：从大国崛起看中国智库的发展与演变

3.1 改革开放以前的政策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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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最早的政策研究机构大概一直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其前身是 1933 年 3 月创办于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5 年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改称为中央党校，1937 年迁入延安；1947 年撤离延安，1948 年取名马列学院，北平解放后迁往了北平。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一些隶属于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智库之型渐现，中央党校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55 年马列学校改称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1977 年复校，定为现名。（参阅中共中央党校官方主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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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建国初期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影响，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大多为军工和国防科技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原本也是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加以发展的。在反右运动中，哲学社会科学院从科学院的建制中分离出来，促使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野。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之前的政策研究机构并不能被称为“智库”或者“思想库”，因为它们只是政府机关下属的一个部门，“断”与“谋”的功能并未分开【1】文革”期间，民主与法制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国内社会组织包括政策研究机构的发展基本陷入瘫痪和停滞状态。

【1】实际上，“断”与“谋”相连的现象至今仍在许多体制内智库中存在，“断”“谋”是否分开被认为是判断一国智库思想市场是否存在的重要前提和主要标志。2018 年初开启的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出“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的改革原则，对于智库而言，就是要坚持“断谋分离”的发展方向，尤其是要剥离部分智库承担的行政职能，增强智库的公益属性。

3.2 改革开放与中国智库发展的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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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结了十年浩劫，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引领下，中国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口号，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智库体系。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科学家、工程师、教授、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共同组成类型多样、富于专业特色的政策研究机构，从不同角度关注、研究、解读、评估公共政策与发展战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党校等部门推动了著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80 年成立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可能是中国智库的早期版本，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 1981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后来，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形成了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为此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等智库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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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决策过程的复杂性与现实问题的紧逼迫使当时的中央高层高度重视把软科学研究成果引入决策过程。1986 年 8 月 15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万里同志的《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软科学研究就是把科学引入决策过程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依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从而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没有完善的决策支持系统，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决策的科学性无从检验，决策的失误难以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领导人凭经验拍脑袋决策的做法仍然司空见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树立新的科学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对决策体制来一番改革。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双百方针，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这次里程碑式的讲话，首次提出要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标志着中国的知识界与政策咨询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大潮中，中国智库建设呈现出波浪式、阶段性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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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三大召开，主要特点是当代智库体系初步形成，党政军智库和社科院迅速得到（恢复性）发展，标志性事件是 197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和 1981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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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十三大到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主要特点是体制外智库脱胎于体制内，得到快速发展，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桎梏的思想领域扫除了发展障碍，标志性事件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社会智库相继成立，比较有影响的如 1989 年由一些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联合创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1990 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正式向民政部进行社团登记，1991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投资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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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召开，主要特点是思想环境进一步开放，高校的理论工作者加入决策咨询研究队伍，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标志性事件是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为代表的大学智库蓬勃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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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是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主要特点是传统智库的决策咨询体制备受挑战，一些体制内的研究机构率先思考转型问题，标志性事件是地方社科院明确智库发展定位，提升智库意识；与此同时，智政联系方式与沟通渠道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以响应决策咨询体制的组织化、规范化诉求，一些智库专家“转”入政府部门成为决策者。

第五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主要围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既有顶层设计，又有基层实践；标志性事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智库发展的 22 字方针，即“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 年初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宣部先后确立了首批 25 家国家高端智库和 13 家培育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也开始进入公众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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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决策咨询体制改革与中国智库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臻完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序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这些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变革的背后，都活跃着中国智库的身影，回应“时代之问”，履行“智库之责”，智库发展与中国改革进程相契合，反映着思想变革与创新的力量。智库为改革而生，同时改革也为智库发展注入动力和活力，彰显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之“效”，主要体现在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两大方面。

首先，决策咨询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相互依赖、互相信任的新型“智政关系”。应当看到，思想市场【2】的充分发展与政府对智库的高度重视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智库为治策提供智力服务，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由智政关系形成的外部制度环境。对中国而言，优化智库运行的外部环境，核心在于打破思想市场的行政垄断，培育公平竞争的思想市场环境，建立健全科学化、民主化与法治化的决策咨询体制，为中国思想市场的创立开疆破土，营造适宜不同类型和背景的智库共同发声的新环境。近年来，随着征求意见、决策协商和协调、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公示和听证、决策失误追责等相关制度的确立，我国的决策体制开始向“咨询型”和“协商型”转变，各类政治、经济和社会群体都可被视为咨询对象，以提升决策的有效性。各类专门为决策者提供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技、生态、党建、国防和国际关系等专业咨询服务的智库迅速成长起来，逐渐确立了智库作为思想市场的主体地位。

其次，同商品市场一样，思想市场的机制创新也是从体制外社会智库所处的边缘地带向体制内传递的。这些创新往往与体制内智库的管理弊端针锋相对，如封闭僵化的人事管理制度、成果推广机制和经费管理办法等。新的做法鼓励形成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和人员柔性流动机制；鼓励调整智库人员的绩效考核评价内容与方式；鼓励形成有利于智库建设和发展的科研经费管理体系；鼓励运用互联网技术加大成果推介宣传力度；鼓励创新和完善研究选题、立项以及研究过程跟踪机制和成果质量评审机制；鼓励多元化筹措经费来源等等，旨在形成灵活多样的管理机制和方式，向管理要效率，推动智库持续聚焦前瞻性、战略性、储备性研究议题，不断提升智库成果的质量和可操作性，丰富智库成果的传播方式与手段。

【2】 “思想市场”作为一个概念，最先由美国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于 1919 年提出。用“思想市场”（国内学者也称“政策分析市场”）阐述“智政关系”，可以将智库理解为思想产品的供给者，而政府决策者或者对政策感兴趣的公众就是思想产品的消费者。

4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之“势”：从全球视野看我国智库发展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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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全球智库排名中的中国智库

从全球发展的维度看，中国智库又处于怎样的发展水平呢？自 2006 年起，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年度出版物，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全球智库在弥合专业知识与政策之鸿沟时起到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及其国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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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9 年 1 月发布的《2018 全球智库报告》为例，2018 年全球共有 8162 家智库，比 2008 年的 5465 家增长了近一半，十年间年均增长 4.1%左右。首先，从结构分布看，全球超过一半数量的智库分布在欧美国家（51.3%），而且 90% 以上的欧美智库是二战后创办的。相比之下，南美洲、中东地区和非洲的智库数量的总和约为欧美智库数量的一半（26.2%），全球智库分布状况大致反映了“南”“北”对峙的政治经济格局，即智库的多寡反映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代化水平的分野；其次，亚洲国家智库数量增长迅速，从 2008 年占全球的 12% 上升到 2018 年的22.4%，年均增长10.8%，是全球智库增速的2倍多，其中，印度和中国是亚洲智库数量的主要贡献者，两者的智库数量之和占亚洲智库总量的 55.5%；再者，从智库数量的国家排名看，中国（507 家）仅次于美国（1871 家）和印度（509 家），位列第三【3】，紧接着的是英国（321 家）、阿根廷（227）家、德国（218 家）、俄罗斯（215 家）、法国（203 家）、日本（128 家）、意大利（114 家）。

尽管中国智库数量位居全球第三，但在智库影响力方面，却与欧美智库有着较大的差距。迄今为止，未能有一家中国智库进入这份排名的全球前 20 名，而美国有 10 家、英国有 2 家、德国有 2 家。另外，只有 8 家中国（大陆）智库进入全球顶尖智库前 100 名，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 30 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 39 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 51 名）、清华 - 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第52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60 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 81 名）、全球化智库（第 94 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96 名），而美国、英国和德国分别有 15、13 和 9家智库入选全球百强智库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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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智库报告》是从西方视角和标准对中国智库的观察，观察的角度和评价的方法难免都有所偏差，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际社会对中国智库对认可程度。毋庸置疑，这份报告的潜台词是，与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综合国力、硬实力、经济实力相比，中国显然还不是一个智库强国，中国的软实力与西方世界仍相去甚远，中国智库数量颇多，但功能重复的不少，质量和影响力也都有待提高，尤其缺乏在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顶级智库。有鉴于此，中央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要求，要求淘汰一批质量浮夸的伪智库，在大浪淘沙中，充分竞争，提高智库发展质量。

【3】 在 2013-2017 年的《全球智库报告》中，据麦甘博士统计，中国智库数量始终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

另一份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智库报告》的智库排名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在这份带有中国视角和评价标准的全球智库报告中，美国、英国和德国分别有 6、4 和 3 家智库入选全球前 20 名智库之列，而中国只有 1 家，如果把中国社会科学院不参与排名的因素考虑在内，中国最多可能也只有 2 家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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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智库发展的新形态与新功能

从某种程度上讲，《全球智库报告》把中国的智库介绍给了世界，拉近了中国智库与世界的距离，同时还为中国智库发展增添了国际比较的新视角。当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之时，中国的智库也在向国际顶尖智库学习，发生着从形态到功能的转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小机构、大网络”，智库身段更灵活。智库建设强调思想供求双方的联通与对接，而不拘泥于智库本身的组织形态，智库可以是实体化的研究机构，也可以是虚体化的思想交流平台，如项目外包、论坛会议、智库联盟等。尤其是在平台型智库中，通过打造平台将外部资源吸引过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通过跟踪、访谈、采编和摘录专家观点，形成平台型智库的研究成果。

二是“提质量、重管理”，智库运营更规范。通过保持始终如一的高质量研究水平，智库可以建立并巩固其公信力和影响力。一些国内智库开始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更为先进的工具、方法开展决策咨询研究，并逐步建立起严格的成果质量控制流程，以及质量控制失败的危机管理机制。随着新一代社会智库的兴起，形式多样的午餐会、选题会、闭门会议、头脑风暴吸引着大量国际智库研究人员参与，国际会议举办水平不断提高与国际接轨。

三是“重人本、强激励”，智库管理更有效。智库的核心资产是研究人员，以人为核心的激励机制是提高智库运行效率的关键。在这方面，中国智库向海外智库学习借鉴内容广泛，包括人尽其才、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高级研究人员与辅助人员的人员数量配比机制，效率导向的会议机制，绩效与项目考核激励机制，资金使用不受委托人干扰的机制等等。

四是重视与媒体合作，智库传播更有力。中国智库还在积极借力新媒体、新科技，发挥社交网络和“云”的影响，以更加虚拟、实时与互动的形式存在，加强自身从形态到内容的改造。目前，大部分中国智库都拥有自己的网站，部分还开设了微博、微信、论坛等以提高政策辩论的及时性与参与性。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表达对公共政策问题的看法与主张，这一现实也要求智库机构重新审视所采用的方法，开展能被决策者采纳、公众理解的高质量研究。五是勤于著述立说，智库研究更丰富。智库的国际化离不开智库研究的国际化，智库研究的国际化不仅局限于将国际智库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或是将国内智库研究成果翻译成外文，以及智库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而且还应当包括各种研究报告的海外发布，在重要的国际论坛上发言交流，以及与国际顶级智库团队的项目合作等。据笔者所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曾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联合开展关于“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笔者所在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的《中国智库报告》（英文版）相继在英国伦敦和美国加州地区发布，引发国际智库界的关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从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五大发展理念，到建设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发展自贸区，召开上海合作组织峰会、G20 峰会，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展“一带一路”倡议、化解中美贸易争端，再到召开进博会、优化改革开发的空间布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等，中国比以往任何一个阶段都更需要在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内政外交中发挥智库的作用，任何一项重要决策的背后，都需要有智库的支撑。与此同时，中国智库也主动围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与作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中美关系走势与中美智库比较”等议题开展深入研究与国际交流，积极引鉴国际智库评价方法，构建中国特色智库评价标准与体系，以智库评价推动智库建设，形成智库发展标准与行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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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国际合作中明确中国智库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开放中发展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只靠本民族的力量。只有处于开放交流之中，经常与外界保持经济文化的吐纳关系，才能得到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样也是中国智库建设的规律。因此，中国智库只有“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同世界顶级智库同台竞技，在相互的比较、角逐与合作中，才能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责任担当与发展使命。应当看到，智库作为现代社会思想产品的专业生产机构，其核心资源是思想的产生主体和产生机制。因此，对智库人员的管理是智库制胜的法宝，包括对人员的评价、激励和监督等。美国智库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形成了包括“旋转门”、内部激励与分配机制、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的配比等在内的一系列符合思想产品生产规律的体制机制，同时又根植于美国的政治制度与历史文化。目前，真正能与国际顶级智库对话的中国智库还不多，体制内智库的行政化色彩还比较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核心使命，就是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勇于探索，形成尊重和适应中国社会思想产品生产规律的智库管理理念与具体做法，使智库的研究人员能从繁杂的干扰性事务（包括一些行政工作和各类填表、会务等杂事）中脱离出来，减少智力资源的错配，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工作，实现智库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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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是一定政治环境和历史文化土壤里结出的花朵，要正确认识和评价智库的作用，就必须对其生存的土壤与环境有所了解。由于各国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不同，各国智库的运行模式及其与政府间的关系也千差万别，英美（AngloAmerican）思维模式下的智库观，也许并不符合其他国家。目前国内对国际顶级智库的认识与分析，大多还只是停留在静态的片段式的介绍层面，对政治制度与文化养成的比较研究有待深入，而且简单地把国外智库发展的轨迹和标准，套用到国内智库发展上来，也是行不通的。比如，同样是“创新”，中美智库就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中国智库所谓的创新，主要是指体制机制的变革，改革传统的、僵化的、错位的智库管理制度，激发智库发展的活力与动力；而美国智库的创新，则更多地是研究如何在经济衰退中，拓展更多的资金来源，用信息化手段改变传统的成果传播方式，既节省成本又能紧跟瞬息万变的时代步伐。事实上，文化的差异才是导致各国智库发展路径，以及对公共政策的作用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要知道，是“历史选择了我们，而不是相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智库的崛起和发展，离不开五千多年文化的积淀，离不开中国政治生态环境的发展；也离不开党和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离不开决策咨询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制度保障。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迫于资金来源等方面的问题，西方智库的异化现象愈发严重，一些智库背离公益理念，背弃客观公正的立场原则，这是中国智库在与国际智库接轨过程中需要时刻警醒和引以为戒的。西方智库从独立走向异化现象的背后，不仅反映了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内在问题，也隐含着智库自身发展中的运作机制缺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当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坚持国家利益至上，防微杜渐，警惕权力与资本对智库的侵蚀，既不能成为政府的“传声筒”，满足于跟在政策后面作诠释齐附和；也不能沦为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蜕变为资本追逐利益的工具。智库必须站在时代最前沿，凭借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充分利用系统化的专业优势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公共政策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与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讲，相比于决策咨询体制的科学化、民主化，决策咨询体制的法治化建设可能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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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拥抱世界”到“影响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历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将催生出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和智库。当前，中国智库正处于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阶段，追求中国特色与发展创新是大部分智库的共同目标，同时也肩负着沉甸甸的历史责任，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有鉴于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兼容并蓄，结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之“源”“效”“势”，结合历史文脉、大国崛起和全球视野 3 个维度。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滑向“全盘西化”“全盘否定”“全盘肯定”，才能全面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科学内涵，从而顺应智库发展内在规律，创新智库发展的体制机制，回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助力中国从智库大国迈向智库强国。

文章来源：智库理论与实践

作者：李凌，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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