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知行合一体系应致力于一体化、知行并举和高标准三个目标，但知与行都不易，需要攻坚克难，在长期实践中动态优化。 ! U: [5 Z* Y8 L+ O8 V, C7 J$ ]' f# I
& q! D) U4 a6 X, b h其一，海洋命运共同体政策概念与战略实践的知行合一。古今中外，大战略的推进均讲究知行合一，但认识与实践“两张皮”的问题也如影随形。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也得克服知行“两张皮”的问题。由上可知，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知行体系已有深厚的基础，但海洋命运共同体知行体系的建设才刚刚起步，政策概念体系和战略实践体系很不完备。比如，海洋命运共同体目前主要停留在政策概念的完善和建构上，相关实践也比较散乱。知行“两张皮”、难合一的原因主要在于学术研究成果较难转化为政策实践，而政策实践又缺乏信息透明度，只有少数政府机构的智库可以得到较为充分的政策实践信息。而这一情况在党的十八大后有所改观，大力加强智库建设，学以致用渐成风气。学术研究机构向政府部门传递研究成果，政府部门向学术部门寻求智力支持。今后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是海洋领域的跨学科交流、跨部门协调、跨界别合作。进一步而言，建立海洋命运共同体知行合一的体系，需要学术界和实践方共同制定相关政策概念体系和战略规划。 , A! G( }, D& B) @* k, k
其二，海洋命运共同体政策概念与战略实践的知行互促。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知行互促是个动态过程，具体可以分成五个由低到高的方面，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公共产品:一是从“中国倡议”转为“国际共识”，中国倡议仅仅是个开始，还需要把国际共识内化为中国的海洋认识。二是从“中国担当”到“国际责任”，中国要在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有所担当，而且要把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转化为一种各方共担的国际责任。三是从“中国推动”到“国际共建”，中国首先起到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引领推动作用，更要把单一国家行为转化为国际共建的集体行为。四是从“中国标准”到“国际规则”，中国海域辽阔，涉海事务繁杂，全球海洋治理充满复杂性，中国标准是诸多海洋治理标准和规则的一部分，应尽量使“中国标准”和“国际规则”相通相融。五是从“中国道路”到“国际秩序”，中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道路”的一部分，正在“弄潮儿向潮头立”的阶段，虽无太多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但必然会对全球海洋治理秩序带来很大影响。只有与其他各方一起，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才能有利于全球海洋治理秩序的良性互动，做到“手把红旗旗不湿”。
" ]# c2 D. y B4 O% |' e其三，海洋命运共同体政策理念与战略实践的高标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高道德标准要求，可遵循目前已经建立的体系:一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正确的“义利观”“亲诚惠容”等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理念。二是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的“高质量、可持续、惠民生”这三个更具世界普遍意义的目标。“高质量”强调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知识生产和项目落实是高质量的。“可持续”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遵循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是全球道义制高点。“惠民生”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以各国人民为中心，让普通民众切实得益，获得最普遍的民意支持。三是参照“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情况，不断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出新的建设要求，如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绿色、廉洁等。
5 x, H4 @6 ?, P8 G& y+ \) u9 ]3 u总之，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上合于道，下合于身”，“知天、知人、成己、成物”，才能知行合一、知行并举，具有高道德标准。
/ a% _) I0 A/ n& }$ Q文章来源：节选自《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需知行合一》，原刊于《太平洋学报》2020年01期
s9 g% y- M3 v5 E0 F作者：翟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