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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自古就是一个海洋国家，很早就有海洋概念，中国古代是海洋大国,海洋活动频繁,海洋事业宏伟，并且形成了完整的海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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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中国的史学经典，班彪有“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视前，圣人之耳目也”之称誉（《后汉书》卷四·上，《班彪传上》）。梁启超因称“《史记》自是中国第一部史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在《史记》中，也有对于海洋的关注，包括文化眼光和学术视角。《史记》最早明确突出计数了中国古代先古圣王有关“海”的事迹。《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记述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记述的是黄帝向东行进一直到东海岸。据司马贞《索隐》引郭子横《洞冥记》称东方朔云“东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则黄帝获“王者之符命”的地方，也在“东海”。司马迁说，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取得行政成功。裴驷《集解》引《帝王世纪》说，黄帝“得风后于海隅，登以为相”。裴驷《集解》引郑玄日：“风后，黄帝三公也。”
7 I5 }3 p5 R+ L1 D: @) h1 ~1 k 关于舜，司马迁有“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的说法。而自战国至于秦汉，“四海之内”或说“海内”，已经成为与“天下”对应的语汇。《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所谓“临制天下，一齐海内”就是典型的例证。“临制天下，一齐海内”实则就是中国传统大一统的政治理念表达，其边界就是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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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先后五次出巡，其中有四次行至海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录了他“梦与海神战”并亲自持连弩射杀海中大鱼的故事。也记述了燕齐海上方士以求仙为名的海上航行。《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一次记录了徐福出海“止王不来”。另外，在秦始皇陵墓中也存有海洋模型，体现出海洋已经是秦帝国明确的疆域范畴。
( X) N- w0 _% o1 q; {; X 其实，中国古代不仅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只是中国古代的海洋观较为淳朴，主要是自然海洋观，即以海为田的资源观、和为贵的外交观。中国古代的自然海洋论认为:“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玄中记》)；海洋之大无法想象,“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夫不以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此亦东海之大乐也。”(《南华真经·外篇·刻意》)故古代称海洋为“百谷王”、“无底”、“天池”等。战国时,邹衍(约公元前324年-前250年)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人类居住的世界相对很小,只是浮在浩瀚大洋上一些大陆岛而已,称为九大州,每个大州又有九个小州组成,中国只是其中一个,被称为“赤县神州”。每个小州有裨海环绕,大九州为大瀛海围绕直到海天之际。赤县神州只是浮在大洋上的81个大陆岛之一而已,也并非一定在世界中央。很明显，这并非是基于地理考察的海洋观，只是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猜测而已。由于中国古代对海洋始终没有确凿的认识和了解，所以邹衍的大洋中浮着大陆岛的概念得到浑天论和天地结构论潮论的支持。浑天论在唐代之后成为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宇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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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中国对海洋的了解和当时古希腊时代对地中海以外的海洋的了解差不多，只是概念性的认识。西方认为海洋中存在种种怪兽，会吞噬远航的船只，中国也认为海洋中有神仙，战国时,北方沿海地区就流传着海外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的传说。秦始皇更派徐福出海求仙、汉武帝也派人出海求仙。
: I4 g; O3 m" x I4 l: U 古代以海为田的观念实际上是很淳朴的农业资源观，实则是一种大陆农田延伸观念，海洋渔业、养殖业异常发达。中国古代以农立国,不仅发展陆地农业,河口、海岸地区也发展潮田,在海洋也是以渔业为主。在辽东半岛直至广东沿海的广泛分布的“贝丘”就是原始人食用海产后的贝壳等物堆积而成,可见早在原始时期就已经有广泛的渔业。先秦时, 《韩非子·大体篇》)记载有“海王之国”，“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重视开发鱼、盐之利。在中国古代，海岸地带渔场很多，遍布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产量高规模很大。在一些风暴潮严重的地方，还修建了雄伟的海塘堤坝和水利工程，因而潮灌发达、潮田广布。
7 V2 _( E$ n( q8 W4 ?4 Z# B 古代“以海为田”观念深入而且广泛，海洋养殖包括“蚝田”、“蚶田”、“蛏田”、“种珧”、“鯔池”、“珠池”等，这表明“海田”不仅包括海洋捕捞,而是一种海洋农业思想,其中包括了海水养殖。海产养殖除了传统的贝类、鱼类,还要大幅度引进新的品种；同时，开发除了食物资源,还有药用、宝货、建材、工艺品等。渔业养殖也形成了先进技术，例如,特殊捕鱼法探鱼法、鱼汛捕鱼、小船捕鲸法、多种种蚝法、人工养珠法、蛎房固基等；五纵五横鱼鳞筑塘法、潮闸的多功能法、潮灌技术、潮汐起重机、水密隔舱、综合地文导航法、季风航海以及航海罗盘、潮汐表、莲子比重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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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在海洋资源开发的同时,中国古代也有了淳朴的生态保护观念。《逸周书·大聚解》记载，传说夏禹治国已有“四时之禁”,如“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先秦政治思想家已经主张“四时之禁”； 《管子·八观篇》记载，齐国还提出了限制鱼网的网眼以保护幼鱼的法律，“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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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时期，中国的海洋贸易已经开始繁荣，此后航海活动频繁、海洋丝绸之路开拓，造船业发达。《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中国使臣去海外各国,航行南海、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最远已到达印度东南部和斯里兰卡。至明代，中国海洋贸易已经远及波斯湾，1405年-1433年之间,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到达55个国家,最远到达东非赤道以南的肯尼亚。
; x8 V& t9 D4 O, R& x* x6 y 但是，中国古代的重农政策和抑商政策也延伸到了海洋贸易中。中国古代对农业和海洋渔业多满足于自给自足,对于沿海地区的自然经济以及开发海洋水产资源等也基本停留在小农经济的水平上，对海洋商业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有着一定阻碍作用。而且，繁重的土贡、渔税、盐税以及盐、珍珠等生产的官营也严重阻滞了海洋资源的进一步开发。
& S: n6 P( A7 J3 q& o6 Z 中国古代海洋文化是农业性的,强调“以海为田”,开发本国资源,满足于自给自足，这与西方大力向海外拓展，以发现发掘海外资源、拓展殖民地、奴役他族迥然不同。
5 M" W0 U- [; f% n3 Z+ W; I+ W% g- F7 k 几千年来,重农抑商已成为国策。在海洋对外交往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以邻为睦,中外海上友好交流也源远流长。隋唐时,日本遣隋使、遣唐使不断来中国学习,得到中国的友善接待和无私帮助。唐代鉴真更东渡日本,传授中华文化。宋元时,在泉州港甚至形成市舶司官员为外国商船返航祈求顺风的礼仪。泉州的九日山祈风石刻遗址,充分体现了这种友好的政策。郑和下西洋恢复发展了中国与东西洋各国的友好关系,国外使臣不断来华。1413年印度古里派来使臣和随从人员就达1200人。1417苏禄国(位于今苏禄群岛)东王巴都葛·巴哈刺与西王、峒王率340人的大型使团访问中国,受到明朝政府盛情接待。归途中东王病逝于山东德州,就地埋葬。明成祖朱棣下令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亲撰碑文。1419年郑和船队回国时就有17个国家的使臣来华。从洪武开始,明朝与琉球建立封贡关系,十分友好,册封新国王一直就是琉球国政治上的一件大事。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官方的，事实上对民间贸易和民间海外交往封建统治者大加限制，制定严厉的法律禁止民众海外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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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虽有对外海洋贸易,但大多限于港口贸易；古代虽有海上丝绸之路,但中国公开活动的是使臣和宗教徒等,而民间由于对海洋贸易有大量的需求，所以大量民间商人被迫以走私形式进行贸易，这就形成了半商半盗的海盗。明代因倭寇之乱,统治者更实行“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的海禁政策。
$ Y O: u1 y" W+ ? k4 F' q7 H4 R 由于沿海地区很多都是以海洋贸易生存的，所以民间商人多被迫进行武装走私，成为海盗；统治者则把出海贸易的商人和水手视为弃民、盗匪。甚至，在对外关系中，官府对发生在吕宋、爪哇等地屠杀华侨的严重事件置若罔闻。这与欧洲海洋国家鼓励民间海洋贸易，甚至发放“劫掠证”大为不同，在大航海时代，欧洲海洋国家经常要组织舰队保护他们的海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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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贸易方面，中国古代的对外海洋贸易主要是港口贸易。古代对来华的外国商人采取十分友好的欢迎态度，除了贸易外，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还把港口贸易作为一种万国朝贡的形象,明代竟一度实行朝贡贸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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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海洋贸易中，法律更为落后。古代港口贸易中,贪污、受贿、腐化之风十分严重。清代广州港负责中外贸易事务的十三行与不法外商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坑害国家。鸦片就是在十三行帮助下偷偷运进中国的。这与欧洲国家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大多都是诞生于海洋贸易中。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虽然是海洋文化大国，在航海和经略海洋上有着众多伟绩，但是在本质上仍是大陆思维，海洋制度、海洋文化、海洋贸易制度、海洋法律和海外拓展精神，都处在很低级、甚至完全缺失的状态中。
6 k2 B+ S7 B- C3 L, k) P 直到现在，我们的国民的海洋意识仍然相当淡薄，很多人仍没认识到强国必先强海。海洋是支撑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强国必先强海，这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
, m8 w, T, ]6 g& }0 q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于中国汉朝，汉武帝下旨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东至朝鲜、日本，西去南亚，远至今日的斯里兰卡，还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楼船军”，并以此向当时尚未统一的东南沿海进军，海陆并进，最终统一了东南沿海地区。对外，迫使朝鲜臣服；唐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期，无论造船工业还是远洋航行，中国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而且贸易航线遍布东南亚，并延伸到了波斯湾，最远伸展到了地中海。当时，整个海洋贸易覆盖了中国近海、西太平洋、印度洋等辽阔的海洋，明朝初年，随着郑和下西洋，中国的航海水平达到巅峰。1405年郑和开始七次大规模的远洋航行，先后访问30多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与地区。郑和船队的第一次远航西洋，比哥伦布到达美洲早87年，比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早92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4年，他对海洋的见解和观点比马汉的“海权论”早460年。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中国航海和世界航海常识，但是，如果你进行一次普遍性调查就会知道，很多人只知道郑和下西洋，但是也仅此而已，稍微具体一点的海洋贸易事件就说不上来了，可见国民的海洋意识其实仍然相当淡薄、浅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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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海洋历史和曾经拥有世界级舰队的国家，在近代和现代，海洋利益却屡屡被瓜分---是时候了，该建立中国的全新海洋思维和海洋法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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