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沿线国家的利益关切为探寻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实现路径提供有益启示。结合当前全球发展背景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现状，有如下几方面的现实关切值得关注。
+ y( J" w# U* K4 ]! M$ t一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效应对疫情的现实关切在短期内上升。这主要表现为：第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造成压力和冲击，医疗卫生防护产品在短期内需求有所上升并有持续性。第二，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其国内医疗防护体系相对薄弱，适当的医疗援助和疫情防护与治疗的医疗指导在短期内存在需求。第三，由于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和生产主要依托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印度等几个国家，沿线大多数国家通过接种疫苗来构建群体免疫的需要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存在。因此，基于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医疗卫生和健康合作，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伊始变得非常迫切和现实。% w, L' }- }, D
二是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合作需求上升。受疫情冲击，全球范围内商品和要素流动受到阻滞，对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和供应链运转造成冲击，世界各个国家生产生活普遍受到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不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内生产生活秩序造成影响，也对“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带来冲击，面临着在建项目停工、规划项目搁置、人员流动受限、要素流动受阻等情形。经济增长对于沿线发展中国家而言仍是主要任务，迫切需要外部的经济复苏力量有效拉动国内经济增长，这对“一带一路”发展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 w/ ~1 e" w+ Q+ r6 S! D3 O8 K三是减少国内贫困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成为沿线国家的关注重点。减贫是“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的重要任务，庞大的贫困人口基数和不同情形的贫困状况需要不同的减贫合作方式予以有效应对。做好“一带一路”减贫合作，不仅能进一步突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惠民生的包容性特征，也能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的大概念合作和能源、产业园区等大项目合作，将“一带一路”合作拓展至更深更细的领域。基于生计替代、能力提升和拓展收入渠道的多种扶贫需求，将是未来“一带一路”减贫合作的重要特性。
3 m: p9 e& B( ]# B) r5 @四是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沿线国家和人民实现不同发展权的需要。一方面，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中，沿线国家有着摆脱资源依附和争取发展权的重要诉求。另一方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促使沿线国家人民实现对个体发展权的诉求。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显著特征在于为不同主体的合作搭建平台并提供具体支撑，个体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阶段将有很多参与的机会与渠道，个体能动性的发挥空间将会受到保障。
5 ?7 v/ k7 t2 a+ g- p( C0 e围绕上述几方面的关切，结合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显著成就和有效经验，一些具体的合作可以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展开。8 p0 y" E/ X- l% V/ \2 {
从短期而言，统筹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正常运转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各国主要的发展政策。因此，从疫情防控的合作看，首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通过绿色通道或者特别豁免的方式加强医疗防护物资生产和贸易的合作。具体地，通过境外合作区或者产业链合作的方式，鼓励和支持生产医疗防护设备的企业开展原料、技术以及产品合作。同时促使由医疗援助向医疗产业合作和产业链构建过渡，加大基础原材料到医疗产品、产业链体系的拓展。对中国而言，适时适当授权疫苗生产或者在沿线关键节点国家建立疫苗联合生产基地。其次，后疫情时期有序恢复国际间经济社会联系将是重要趋势，因此，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冠肺炎疫情统一健康认证系统建设与疫苗接种平台系统构建，将是有序恢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的可能前提。在相关软件系统研发、经验做法推广方面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再次，在突发性疾病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上，沿线国家的应对能力和经验有限，而中国既有强大的医疗卫生技术力量，也有富有成效的应对突发性疫情的防控经验，在与沿线国家共建“健康丝绸之路”特别是构建新型合作机制方面应有所作为。沿线国家可以在医疗援助、人员交流交往、突发性疾病暴发与应对、相关病毒信息共享以及物资援助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同时从疫情防控背景下短期内有序恢复经济社会秩序的角度看，要通过绿色通道和特别准许的方式推动涉及民生与基本生产生活项目的有序复工；要在统筹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启动实施涉及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规划项目，例如医疗防护物资、重大能源工程和重要产业项目。
+ j3 _3 q8 l& T$ A" E1 \% ^/ V从中长期而言，要在夯实已有合作的基础上拓展新的合作，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阶段需要就沿线国家的利益关切挖掘新的深层次合作潜力。首先，要对已有合作项目采取提质增效的行动。通过实施绩效评估、风险评估和前景评估等巩固和优化已有项目，争取打造一批“一带一路”发展合作的旗舰项目，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其次，要在当前经贸合作的基础上，拓展民心相通合作项目。相比经贸合作，民生领域的合作具有较低的投资收益率和较长的投资期限，但更符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包容性和持续性的要求，存在普遍的需求和巨大的合作潜力。以扶贫合作为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脱贫减贫合作存在现实需要，而中国在减贫脱贫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脱贫攻坚阶段取得的多方面扶贫成就是建立在以项目为支撑的扶贫方式上，这种扶贫方式具有开放性特征，能够吸收不同主体以各自优势参与进来，既提供了机会也能实现成果共享。因此，开展项目式减贫合作是未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再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经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与合作提供路径启示。一是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因此绿色发展或者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将成为重要发展内涵。围绕生态保护、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合作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在全球碳排放治理背景下，未来“一带一路”碳排放合作将是全球气候和发展治理的重要方面，围绕助力沿线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合作、开展绿色发展合作和“一带一路”碳排放交易制度构建，将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路径支撑。
; a8 `1 y9 B. Q: i2 C从远期来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实现其在引领全球增长和全球发展治理中的独特作用。修正、完善和变革当前全球发展治理秩序，为提升全球增长动力和实现良好的增长绩效提供新的实践平台。首先要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极大促进沿线国家发展权的实现。发展权的实现内在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力争在发展过程中解决好不同主体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发展、主体能力建设和共享经济增长结果之间的关系。“一带一路”需要提供有利于发展权实现的合作平台，在经济、贸易、民生、国际话语权等方面深化合作。就个体发展权的实现而言，积极探索创建有利于沿线国家人民参与合作的机会，例如可以开展农业项目合作、分布式能源生产合作等。其次，要借助构建以经济发展为实践内涵的发展权，同沿线国家一道改变现有发展秩序。迫切需要借助发展合作将中国义利观进一步实践化，使其成为与西方国家对话的重要工具，进一步通过发展权来变革当前国际经济治理秩序。再次，由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很强的建构性特征，需要结合“一带一路”实践丰富全球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就此而言，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要构建能拓展发展经济学分支的长远目标，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愿景构想，总结、反思和提炼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有效经验，形成有利于实现共同发展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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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节选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特征转变、内涵再构与实现路径》，原刊于《亚太经济》2022年第2期5 {9 C- u; I& e5 j
作者:姜安印，系兰州大学经济学院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刘博，系兰州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