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斯•施蒂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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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卡斯帕尔·施密特（德语：Johann Kaspar Schmidt；1806年10月25日－1856年6月26日），笔名麦克斯·施蒂纳（德语：Max Stirner），德国后黑格尔主义（英语：post-Hegelian）哲学家，主要研究黑格尔派（英语：Hegelian）的社会异化和自我意识（英语：self-consciousness）概念[10]。施蒂纳通常被视为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英语：psychoanalytic theory）、后现代主义和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者[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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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纳的主要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于1844年在莱比锡首次出版，此后它历经多次再版，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13][14]。

施蒂纳生于巴伐利亚拜罗伊特，人们对他的生平知之甚少，为数不多的资料大多来自苏格兰裔德国作家约翰·亨利·麦凯（英语：John Henry Mackay）的一篇传记（Max Stirner –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施蒂纳是阿尔贝特·克里斯蒂安·海因里希·施密特（1769–1807）和索菲娅·埃莱诺拉·赖因莱因（1778–1839）的独子。施蒂纳的父亲于1807年4月19日死于结核病，年仅37岁[15]。1809年，施蒂纳的母亲与海因里希·巴勒施泰特（一位药剂师）再婚，随后定居于西普鲁士库尔姆（今属波兰海乌姆诺）。施蒂纳20岁那年求学于柏林洪堡大学[15]，他在洪堡大学主修语文学、哲学和神学。大学期间他曾多次参加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有关哲学史、宗教哲学和主观精神的讲座，黑格尔后来也成为了他思想的灵感来源之一[16]。施蒂纳后来去了埃朗根-纽伦堡大学，与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同期在该校学习[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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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纳后来又回到了柏林，并且获得了一份教师资格证，但他没能从普鲁士政府那里获得一份全职教职[18]。1841年，施蒂纳曾多次参与一群年轻哲学家的聚会，这些青年哲学家在当时被称为“自由人小组”，不过后来的历史学家将他们归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部分。许多19世纪的文学和哲学名人都曾是自由人小组的成员，如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阿尔诺德·卢格（英语：Arnold Ruge）等人。虽然一些青年黑格尔派热衷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并试图将辩证法应用于黑格尔自己的结论，但其左翼成员最终在费尔巴哈和鲍威尔的领导下与黑格尔的理论决裂。

自由人小组常在腓特烈大街的希佩尔酒吧举行交流和辩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也曾多次参与这些交流，当时他们和施蒂纳都是费尔巴哈的拥护者。施蒂纳曾多次与恩格斯交流，恩格斯甚至回忆道：“我同施蒂纳很熟，我们是好朋友”[19][20]，但是今日的学界仍不能确定马克思是否曾与施蒂纳见过面。施蒂纳似乎并不热衷于参与讨论，但他仍常来酒吧倾听他人的想法[21]。当下最常使用的施蒂纳肖像取自恩格斯在40年后根据记忆画的一幅漫画，他在收到传记作家麦凯的请求后便尝试绘画之。这幅画和恩格尔对希佩尔酒吧自由人小组的素描画很可能是施蒂纳唯二的第一手图像。施蒂纳后来在格罗皮乌斯夫人所有的一所女子中学短暂任教[22]，也是在这里他完成了他的最主要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施蒂纳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与费尔巴哈和鲍威尔论战，但施蒂纳在这本书中同样反对威廉·魏特林等共产主义者和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等无政府主义者的理念。1844年10月，他因预料到这部作品的出版会引起争论而自行辞去了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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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纳曾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是阿格内斯·布尔茨（1815–1838），他女房东的女儿，两人于1837年12月12日完婚。然而，她在1838年死于怀孕后的并发症。1843年，施蒂纳与自由人小组的成员玛丽·德哈尔特（英语：Marie Dähnhardt）再婚。二人的临时婚礼在施蒂纳的公寓举行。婚礼上，宾客穿着十分随意，二人由于忘记买结婚戒指而使用铜戒指代替结婚戒指，又由于自己家里没有圣经而不得不四处找邻居借书。婚后，施蒂纳用玛丽的钱开了一家主要负责销售乳制品的牛奶铺，但生意惨淡，没过多久就倒闭了，这件事导致施蒂纳夫妻二人关系不和，最终于1847年分居[23]。《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前言页亦有“献给我亲爱的玛丽·德哈尔特”字样[24]。玛丽后来皈依了天主教，并于1902年在伦敦去世。

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后，施蒂纳又写了《施蒂纳的评论者》（Stirners Critics），并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让-巴蒂斯特·赛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译为德语以换取一些积蓄。1852年，施蒂纳又参与了《反动的历史》的编写。1856年，施蒂纳在柏林死于昆虫叮咬后的感染[11]。青年黑格尔派中，只有布鲁诺·鲍威尔和路德维希·布尔二人代表整个组织出席了他于柏林索菲恩格德二号公墓（英语：Friedhof II der Sophiengemeinde Berlin）的葬礼[25]。

施蒂纳的哲学主要体现于其主要的哲学作品《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他的哲学观被认为对虚无主义、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个人无政府主义、后无政府主义和后左派无政府主义（英语：post-left anarchy）[11][12]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施蒂纳本人反对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人文主义、自由主义、财产权和民族主义，他认为这些都是权威支配个人的不同形式，进而无法与他的个人主义哲学调和，他的这一观点影响了许多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和后左翼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常见问答（英语：An Anarchist FAQ）》的作者们称“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许多人接受了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者的联盟’，并将其作为他们在1940年代及以后所传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根基”。同样，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麦克斯·奈特劳（英语：Max Nettlau）称：“在阅读施蒂纳的著作时，我认为只能在社会主义的层面上对他的著作进行诠释”。施蒂纳是个反资本主义者，同时也是亲劳工运动者，施蒂纳曾抨击道“私有财产造成的劳动分工使工人的自我和个性逐渐消亡”，并且称“自由竞争并不是‘自由的’，因为我没有进行竞争的实物。[……]在市民等级的统治下，劳动者经常落入有产者的手中，即落入那些掌握任何国家财产的人的手里，特别是落入掌握货币和财产者，即资本家手里[……]。工人不能按照他的劳动对于享受者所占价值的程度来取得等价报酬。[……]国家建立在对劳动的奴役基础之上。如果劳动自由了，那么，国家就将消失”[26][27]。施蒂纳认为，“劳动有利己主义的特点，工人是利己主义者”[28]。

施蒂纳本人并不反对某些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斗争，例如社会主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人文主义以及对人权的拥护。不过，他反对他们的法律抽象性和理想抽象性，这一点使他既不同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如无政府资本主义和右派自由意志主义），也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超人说理论，因为施蒂纳仍然将个人置于中心，而不是神圣的集体。至于社会主义，施蒂纳曾经给莫泽斯·赫斯（英语：Moses Hess）写过一封信，信中称“我一点也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我反对神圣化的社会主义；我的自私并不反对爱[……]亦并不反对牺牲或自我否定[……]尤其不是社会主义的反对理论[……]——简而言之，它不仇视真正爱好；它不反对爱，但反对神圣化的爱，它不反对思想，但反对神圣化的思想，不反对社会主义者，但反对神圣化的社会主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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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纳的利己主义是纯粹描述性的内容，这些内容试图超越“应该”这一概念本身。如果试图将施蒂纳纳入当代人的思维模式中，就会忽视这一点。施蒂纳认为，个人是不可能被完全理解的。所有单纯的自我概念总会不足以完全描述我们经验的本质。施蒂纳的思想被广泛地认为是对心理利己主义和理性利己主义的描述。因此，尽管施蒂纳曾写道“我的自私并不反对爱[……]亦并不反对牺牲或自我否定[……]”，但这种私利必然是主观的，允许包括自私和利他的规范性要求[27]。

这里的私利亦不同于“安·兰德等人的狭隘的、自我否定的‘利己主义’”，因为施蒂纳“没有规定什么符合人的私利。他没有因为他喜欢某种方式就说你应该以某种方式行事，他没有重新定义自私，这让大部分资产阶级的道德保持不变。他敦促每个人为自己思考，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对于施蒂纳来说，自私地、丧气地过着由某个大师决定的、某个权威人物认可的生活绝对不符合他口中的‘利己主义’。真正的利己主义不是鹦鹉学舌般地同意他所阐述的一切。没有什么比创立‘施蒂纳主义’更不符合施蒂纳著作宗旨的事了”[27]。在这种意义上，将施蒂纳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结合起来的唐纳德·鲁姆曾写道“我很高兴能被称为施蒂纳式的无政府主义者，但前提是‘施蒂纳式的’是指赞同施蒂纳总体的理论倾向，而不是赞同施蒂纳的每句话。请根据我论点本身，而非根据施蒂纳的论点，也非根据我的论点是否符合施蒂纳的思想，来评判我的论点”[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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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自我实现依赖于个人实现其利己主义的意愿。被强迫的利己主义者和自愿的利己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会被一种“空想”所占有，进而认为他在实现某种崇高的事业，而通常不知道他只是在实现自己的欲望，追求快乐感或安全感。而自愿的利己主义者将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且能充分意识到他只是在满足施蒂纳所说的个人欲望：[27]

有这样一种尚没有认识自己的利己主义者，这是“非本意的利己主义者”[……]简言之，这种利己主义者不愿意成为利己主义者。他还贬低自己，即与他的利己主义作斗争；同时，他之所以要自我贬低，恰恰是为了使自己“变得崇高”，即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利己主义。只有对这样的利己主义者来说，才存在神圣的东西。因为他想要自戒，不做利己主义者，他在天上地下四处搜索他为之效劳、并为之牺牲的更为崇高的本质；然而尽管他自己感到震惊并束身修行，最终他的所作所为却均是为他自己[……]为此我把他称为非自愿的利己主义者[……]你作为非本意的利己主义者恰恰没有认识到高于你的你，即你并不只是创造物，而同样是你的创造者；因而“更高的本质”对你来说是一个外来之物。[……]外来性是“神圣物”的一个标志[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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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立还体现在本意的利己主义者是其自身概念的拥有者，而非其自身概念的被拥有者。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所有神圣的真理，如法律、权利、道德、宗教等等，都不过是人为的概念，而且不应服从时，他才能自由地做事。对施蒂纳来说，自由是某人自己的造物（在创造的意义上），又是创造该人的事物（颠覆了神灵过往的角色）。对施蒂纳来说，强力是利己主义的方法，而且是在哲学意义上获得所有物的唯一合理的方法。《无政府主义常见问答（英语：An Anarchist FAQ）》的作者们认为，施蒂纳反对“现代‘自由意志主义’资本家的主张，因为他们把‘利润’视为‘私利’的关键”，并认为施蒂纳“对它们只有蔑视”，因为“‘贪婪’只是自我的一部分，如果一生只追求这一部分，就是否定其他所有部分。施蒂纳认为这种追求是‘自我牺牲精神的’，或者说是‘片面的、不开放的、狭隘的利己主义’，就会导致唯一者被其一个方面所占有”。这些作者引用施蒂纳的原文“他把他的一切都付诸一个事物、一个目标、一个意志、一种欲望[……]一种欲望支配了他，为此他牺牲了其他一切”[31][27]。所以，施蒂纳“对那些用‘自然权利’来捍卫财产，并以一种欲望反对盗窃和征税的人只有蔑视，因为它侵犯了上述权利”。施蒂纳同样“深知只有当大众相信财产的神圣性时，不平等才有可能。这样一来，最终大多数人失去了他们的财产”。因此，施蒂纳敦促人们对一切形式的权威发起叛乱，并告诫人们不要尊重财产的神圣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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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纳认为，大多数被普遍接受的社会制度——比如国家、所有权、自然权利——都只是幻觉、幽灵或思想中的精灵[32]。施蒂纳主张利己主义及一种非道德主义，即个人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时才联合起来组成利己主义者的联盟。对他来说，财产只是通过强力产生的：“谁知道如何夺取并保持这件事物，这件事物就属于谁。[……]我在强力中拥有的即是我自己的。只要我自己坚持为持有者，我就是事物的所有者”。他又在书中补充道：“在你的和你们的财产前我并不畏惧地后退，而总是把它看作我的财产，对此我是毋需予以尊重的。你们对你们称之为我的财产的东西也如法炮制吧！”[33]施蒂纳认为世界和其中的一切，包括其他人，都可以不受道德约束地供人索取或使用，而且权利在物体和人身上根本不存在。他认为除非能促进自己的利益，否则考虑他人的利益不具任何合理性，而他认为这也是考虑他人利益的唯一有效理由。他不认为社会是一个真实的实体，将社会称为一个“幽灵”，而“个人是其现实”[34]。

尽管施蒂纳常被人贴上无政府主义的标签，但施蒂纳并不一定是无政府主义者。1914年，多拉·马斯登（英语：Dora Marsden）在她的期刊《新自由女性》和《利己主义者》中与本杰明·塔克辩论时，第一次将施蒂纳和他的利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分开看待[35]。利己无政府主义同样受到其他利己主义者的影响，如马尔福·塞克勒夫（英语：Malfew Seklew）[36]和悉尼·帕克（英语：Sidney Parker (anarchist)）[37]等人。

《无政府主义常见问答》中写道“尽管有些人可能会反对我们将利己主义和共产主义放在一起，而且施蒂纳确实拒绝了‘共产主义’。但确切地说，施蒂纳并不认同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是因为在他写作的时候这种共产主义并不存在，所以他的批判针对的是各种形式的国家共产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人就应该完全放弃他作品中的观点。施蒂纳本人也会同意这一点，因为没有什么行为比限制个人认同符合其最佳利益的内容更不符合他的思想了”[27]。在总结施蒂纳的主要论点的过程中，作者们“指出了为什么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过去一直，而且应该对他的思想感兴趣，比如约翰·克拉克在《麦克斯·施蒂纳的利己主义》一书中在同情施蒂纳并充分运用施蒂纳理论的基础上，从社会无政府主义角度对他进行了批判”[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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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介朗（英语：Daniel Guérin）认为“施蒂纳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许多前提，但有如下限制：专业化的共产主义信仰仅是我们社会的受害者走向完全解放的第一步，他们只有在超越共产主义的情况下才能完全地‘不被异化’，才能真正地发展自己的个性”[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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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纳批评传统的革命概念，他认为旨在推翻既定理想的社会运动仍是一种旨在建立新理想的理想主义。但施蒂纳也承认自我解放的重要性，以及权威往往纯粹通过被统治者的接受而存在这一点[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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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首次阐述了与国家对立的利己主义者的联盟这一概念，他认为这种联盟将会是一种非系统性的联合体[39]。与个人必须参与的共同体不同，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者联盟是自愿的、工具性的，只要社会上的某个人对某个群体内的其他人都有用，这些人就可以自由地组成利己主义者的联盟[40]。利己主义者之间的联盟关系通过所有各方的支持，以意志的表现的形式不断地更新[41]。包括斯韦恩·奥拉夫·尼贝里在内的一些人认为施蒂纳实际上要求所有人以自觉的利己主义参与利己主义者的联盟，但悉尼·帕克（英语：Sidney Parker (anarchist)）等人认为利己主义者的联盟是“一种态度上的转变”，并且不认为这种联盟是某种社会制度[42]。

学者劳伦斯·斯特普列维奇（英语：Lawrence Stepelevich）指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仍深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尽管《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整体上具有非黑格尔式的结构和语气，且对黑格尔关于自我和世界的结论持敌视态度。斯特普列维奇指出，施蒂纳的作品最好被理解为回答了黑格尔关于意识在思量了“不真的知识”并使其成为“绝对知识”后的作用。斯特普列维奇断定，施蒂纳向人们展现了一个人意识到自决后重新发现自我意识的结果[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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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道格拉斯·蒙格奇（英语：道格拉斯·蒙格奇）和维杜金德·德里德在内的一些学者指出施蒂纳显然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及布鲁诺·鲍威尔一样是黑格尔的弟子，但他不一定是黑格尔主义者。与青年黑格尔派相反，施蒂纳蔑视所有对黑格尔和启蒙运动进行内在批判的尝试，也放弃了鲍威尔和费尔巴哈人类解放的主张。黑格尔认为所予物是理性的不充分的体现，与之相反，施蒂纳认为所予物只是一个对象，不是转化后的对象，而是享乐和消耗的对象，从而使所予物保持完整（也即他的所有物）[44]。

蒙格奇认为，施蒂纳并没有超越黑格尔，而且事实上他已经完全离开了哲学的领域，他指出：

施蒂纳拒绝将人类自身概念化，他使其缺乏任何关于理性或普遍标准的参考。这样，人类自身就会被认为属于行动部分，会变成一个“从未成为的我”，“我”没有本质可言，同时生命本身就变成了一个自我消解（self-dissolution）的过程。施蒂纳的“唯一者”概念远没有像人文主义的黑格尔派那样，接受一种被赋予普世和道德使命的对主体性的建构，而是与任何概念化之类的东西保持距离：“唯一者的概念不具有任何发展性。没有任何哲学体系可以从它身上构建而来，但它可以从存有（Being）、思考或者我构建而来。一旦唯一者的概念被构建出来，所有基于它的发展都会停止。把它视为原则的人会认为他可以在哲学上或理论上处理它，并必然将浪费他的口舌去反对它”[45]。

1842年，《我们教育的错误原则》发表于当时由马克思编辑的《莱茵报》上[46]。施蒂纳写该文是为回应奥托·弗里德里希·西奥多·海因修斯的《人文主义对现实主义》专题论文，施蒂纳解释说，无论是古典人文主义方法还是实用现实主义方法的教育都缺乏真正的价值，教育的重点在于帮助个人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个体。

1842年6月14日，施蒂纳在《莱茵报》再度发表《论艺术和宗教》（Kunst und Religion）一文。施蒂纳主要在该文中针对布鲁诺·鲍威尔和鲍威尔反对黑格尔的文章《从信仰的观点批判黑格尔的宗教与艺术的学说》进行批驳。鲍威尔通过声称艺术与哲学间的关系比艺术与宗教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决定性和明确性，而且有共同的伦理根源——反驳了黑格尔认定的艺术和宗教之间的关系。但施蒂纳超越了二人的观点，指出假设艺术确实为哲学创造了一个对象，那么就艺术就决不可能与哲学有关，而施蒂纳的这种想法与鲍威尔和黑格尔二人的理论体系都对立：

[哲学]从未像宗教那样与某一具体的对象所对立，也不像艺术那样制造对象，而是将其具粉碎性力量的手放在制造对象的一切事务及整个客观性本身上，并以此拥抱着自由。理性，哲学的精神，只靠自己关心自己，哲学也只靠自身而非具体的对象困扰自身[47]。

施蒂纳故意将哲学排除在辩证的三位一体（艺术-宗教-哲学）之外，声称哲学并不像宗教般为对象所困扰，也不像艺术般制造对象。在施蒂纳的论述中，哲学实际上对艺术和宗教的一切都是十分冷漠的。由此，施蒂纳对鲍威尔的批判进行了嘲讽和激进化[44]。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施蒂纳的主要著作。该书于1844年10月在莱比锡出版，不过出版时标明的日期是1845年。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对当时的普鲁士社会和西方社会进行了激进的反权威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批判。他在著作中为人类的存在性提供了一条建议，即如他一般将自己描述为“唯一者”、“创造性的无”，一种超出了语言能充分表达的东西，施蒂纳具体解释道“如果我把我的事业放在我自己，唯一者身上，那么我的事业就放在它易逝的、难免一死的创造者身上，而他自己也消耗着自己。我可以说：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48]。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宣称所有宗教和意识形态都基于无意义的概念。那些声称个人受权威约束的社会机构也同样如此，无论这机构是国家、法律、教会，还是大学这类教育机构。施蒂纳的论点探索并打破了批评的界限，他的批判尤其针对他同时代的人和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布鲁诺·鲍威尔，以及共产主义、人文主义（他认为这与宗教类似，以抽象的人或人性为最高存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宗教和国家主义。施蒂纳认为：

在精神时期，思想虽然是我头脑的产物，但思想的发展超越了我的头脑；思想，一种可怕的力量，如同热病时的梦幻缠绕着我和震撼着我。思想对自身来说变成了有形体的东西，即是精灵，如神、皇帝、教皇、祖国等。如若我摧毁了思想的形体性，那么我就将思想收回到我自身中来并宣称：只有我是有形体的。于是我将世界作为我认为的那种东西、作为我的世界、我的所有物：我将一切归之于我自己[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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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9月，施蒂纳在《维干德季刊》上发表了《施蒂纳的评论者》（Recensenten Stirners）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施蒂纳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回应了三篇批评性的文章：莫泽斯·赫斯（英语：Moses Hess）的《最后的哲学家》、塞利加·维什努在《北德叶报》（Norddeutsche Blätter）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之前在《维干德季刊》匿名发表的《就〈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谈〈基督教的本质〉》。

《哲学上的反动派》（Die Philosophischen Reactionäre）一文于1847年发表在奥托·维甘德编辑的期刊《模仿者》（Die Epigonen）上，当时维甘德已经出版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并且将会推出经施蒂纳之手翻译的亚当·斯密和让-巴蒂斯特·赛伊两人的著作。正如其副标题所示，《哲学上的反动派》是为回应库诺·费舍于1847年发表的《现代诡辩家》而写的。这篇文章的署名是G·爱德华，自约翰·亨利·麦凯“谨慎地”将其归于施蒂纳并将其纳入他的施蒂纳较短文章的选集以来，其作者的确切身份就一直存在争议。该书的小引处解释称：

麦凯将这篇文章归于施蒂纳的依据是库诺·费舍随后对这篇文章的回应，在回应中费舍“以十分坚定的态度”将G·爱德华认定为麦克斯·施蒂纳，费舍的回应文章《歪理邪说的辩护人与〈哲学上的反动派〉》，与《哲学上的反动派》一同发表。奥托·维甘德将爱德华的文章与一篇错误地将其归于他当时的一个私人伙伴的文章背对背地相邻发表的行为似乎有些奇怪。而且，正如麦凯所说，施蒂纳确实从来没有反驳过费舍认为爱德华是他这一点，这些都是能支撑将作者认定为施蒂纳的证据。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这些证据过于牵强，并以《哲学上的反动派》的写作内容和写作风格为依据反驳了上述论证的结果。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哲学上的反动派》是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三年后写成的，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已然衰微[50]。

该文的大部分内容是在回应库诺·费舍对诡辩主义的定义。费舍对诡辩主义的批评的自相矛盾的性质被作者巧妙地揭露出来。费舍在《现代诡辩家》对诡辩主义和哲学进行了鲜明的区分，同时又认为诡辩主义是“哲学的镜像”。诡辩家呼吸着“哲学的空气”，“被辩证地激发出一种合规的流利口舌”。而《哲学上的反动派》中以如下文段回应了费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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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你们这些哲学家真的不知道你们已经被自己的武器打败了吗？我只需要指出一点即可：当我辩证地消解了你仅靠辩证提出的东西时，你的常识还能回应什么？你已经向我展示了，一个人可以用什么样的“流利口舌”把一切变成无，把无变成一切，把黑变成白，把白变成黑。当我把你的纯艺术如数奉还给你时，你还有什么理由反对我？[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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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上的反动派》的作者在回顾《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时称“施蒂纳自己把他的书部分地描述为对他想说的话的笨拙表达。这是他一生中最好几年的艰辛文字，但他仍把它部分地描述为‘笨拙的工作’。这体现了他如何艰难地与被哲学家毁掉、被国家、宗教和其他信仰者滥用的语言作斗争，这种被毁掉、被滥用的语言使人们的思想趋于无边的混乱”[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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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的历史》（Geschichte der Reaktion）于1851年由全德出版公司（Allgemeine Deutsche Verlags-Anstalt）出版，随即立即被奥地利当局查禁[15]。该书的写作背景基于当时刚结束的德意志1848年革命，主要内容实际上来自于施蒂纳挑选并翻译他人的作品所组成的合集。引言和一些补充段落由施蒂纳本人所写。施蒂纳在书中引用了埃德蒙·伯克和奥古斯特·孔德二人的著作以展示二人对于革命的对立看法。

施蒂纳的著作并没有被当时的其他哲学家所忽略。施蒂纳对各类意识形态的攻击——尤其是对于费尔巴哈的人文主义——迫使费尔巴哈陷入了十分窘迫的境地，为此费尔巴哈曾多次与施蒂纳论战。莫泽斯·赫斯（英语：Moses Hess）（当时是马克思的挚友）和塞利加·维什努（布鲁诺·鲍威尔的拥护者弗朗茨·齐克林·冯·齐克林斯基（德语：Franz Zychlin von Zychlinski）的笔名）等人亦写文回应了施蒂纳，施蒂纳后来于1845年9月再次发表《施蒂纳的评论者》一文回应几人，同时在文中对读者感兴趣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澄清——尤其是关于该书与费尔巴哈的关系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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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圣麦克斯”章）批判施蒂纳，但《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32年才出版，这使得许多马克思主义读者长期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充满好奇。尽管主流学术界没有太过关注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不过马克思对施蒂纳的讽刺对于施蒂纳作品的保存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8][53][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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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纳的书出版近20年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在《唯物论史》中写道：

施蒂纳在他的名著《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中甚至排斥一切道德的理念。一切物，无论其为身外物，抑为信念或概念，如在个人及其姿态以上，施蒂纳即斥其为可憎的限制，可以限制人类自身者。这本书，据我们所知道，是最极端的，但竟没有积极的第二卷，续下去。其实，他要这样做，比谢林的哲学，是更容易；因为我从无限的自我，可以生产各种观念论，比如我的意志，我的观念。施蒂纳是这样看重意志，甚至认为人类本质的根本势力。这不免使我们回想起叔本华[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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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很快就有了“积极的第二卷”，尽管作者并非施蒂纳而是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和施蒂纳的关系（英语：Relationship between Friedrich Nietzsche and Max Stirner）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57]。乔治·斯塔克在《朗格与尼采》一文中认为，尼采反复读了《唯物论史》，因此对有关施蒂纳的段落非常熟悉[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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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度在学界大受欢迎，并招来众多知名哲学家评判，但该书在施蒂纳去世前一度绝版多年，同样，施蒂纳生前由它所引发的恶名没过几年就已消失殆尽[59]。施蒂纳对左翼黑格尔派的理论体系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他的哲学观（英语：Philosophy of Max Stirner）也激发了马克思对他进行批判，《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最终也成为了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开创性文本之一[59]。埃德蒙德·胡塞尔曾在讲座中警告听众《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具有“一种诱惑力”，不过他未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这一点[60]。艺术评论家、施蒂纳的推崇者赫伯特·里德（英语：Herbert Read）经过观察后认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自第一次被印刷后一直“哽在西方文化的喉头”[61]。

许多思想家都曾读过，并受到《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的文本影响，如鲁道夫·施泰纳、古斯塔夫·兰道尔（英语：Gustav Landauer）、维克托·塞尔日[62]、卡尔·施米特和尤尔根·哈贝马斯。不过，很少有人敢于公开承认《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对他们思想体系造成过影响[63]。恩斯特·荣格在《尤姆斯维尔（英语：Eumeswil）》一书中虚构的人物安那其（英语：Anarch (sovereign individual)）就基于施蒂纳的唯一者[64]。此外，有许多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也引用、引述或以其他方式提到麦克斯·施蒂纳及他的著作，比如阿尔贝·加缪的《反抗者》、本杰明·塔克、詹姆斯·赫尼克（英语：James Huneker）[65]、多拉·马斯登（英语：Dora Marsden）、伦佐·诺瓦托瑞（英语：Renzo Novatore）、埃玛·戈尔德曼[66]、乔治·布兰德斯（英语：Georg Brandes）、约翰·考珀·波伊斯（英语：John Cowper Powys）[67]、马丁·布伯[68]、悉尼·胡克[69]、罗伯特·安东·威尔逊（英语：Robert Anton Wilson）、霍斯特·马太·奎尔（英语：Horst Matthai Quelle）、恩里科·阿里戈尼（英语：Enrico Arrigoni）、马塞尔·杜尚及几位情境主义国际的成员如拉乌尔·瓦内格姆（英语：Raoul Vaneigem）[70]和马克斯·恩斯特。奥斯卡·王尔德的《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一文使得一些史学家认为王尔德可能也曾读过《唯一者及其所有物》[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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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自1844年出版以来，由于不断地有新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将其翻译为新的语言或做出新的诠释，其时不时地引起大众、政客和学者的极大兴趣。今天，许多后左翼无政府主义者（英语：post-left anarchy）对一切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与不妥协个人主义有关的思想就可以追溯至施蒂纳的思想。他的思想同样被一些后无政府主义者所采纳，例如索尔·纽曼（英语：Saul Newman）在很大程度上同意施蒂纳对古典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如施蒂纳对革命和本质主义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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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纳的哲学观在现代无政府主义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又以个人无政府主义和利己无政府主义为重。虽然施蒂纳最常被与个人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他同样影响了许多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如无政府女性主义者埃玛·戈尔德曼和费德丽卡·蒙塞尼（英语：Federica Montseny））。在欧洲，他死后的主要推崇者有埃米尔·阿尔芒（英语：Émile Armand）、李奈尔（英语：Han Ryner）、伦佐·诺瓦托瑞（英语：Renzo Novatore）、约翰·亨利·麦凯（英语：John Henry Mackay）、米格尔·希门尼斯·伊瓜拉达（英语：Miguel Giménez Igualada）和列夫·邱尔尼（英语：Lev Chernyi）等欧洲个人无政府主义者（英语：European individualist anarc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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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本杰明·塔克和他创办的杂志《自由》同样受施蒂纳的思想影响极大，塔克放弃了对自然权利的拥护，转而拥护利己主义[72]。《自由》对利己主义的宣传进一步影响了当时的一批出版物，如由克拉伦斯·李·斯沃茨（英语：Clarence Lee Swartz）发行，威廉·华尔斯坦·戈达克、J·威廉·劳埃德（英语：J. William Lloyd）（这两人也是《自由》的特约编辑）和爱德华·富尔顿编辑的《我》及由爱德华·富尔顿主编的《唯一者及利己主义者》，此后还有由阿道夫·布兰德（英语：Adolf Brand）编辑的德语报纸《唯一者》及在伦敦发行的《鹰与蛇》。《鹰与蛇》是最著名的英文利己主义期刊，于1898至1900年间以“利己主义哲学和社会学期刊”的副标题发行[72]。此外，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利己无政府主义者至少还包括詹姆斯·沃克（英语：James L. Walker）、乔治·舒姆（英语：George Schumm）、约翰·贝弗利·鲁滨逊（英语：John Beverley Robinson (anarchist)）和史蒂文·特雷西·拜因顿（英语：Steven T. Byington）[72]。

英国哲学家赫伯特·里德（英语：Herbert Read）亦受到施蒂纳影响，里德还注意到了施蒂纳的利己主义与存在主义的相似性（见存在无政府主义（英语：existentialist anarchism））。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哲学家丹尼尔·介朗（英语：Daniel Guérin）在《无政府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一书中称“当哲学被黑格尔的反个人主义所支配时，当社会上大多数改革者被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错误行为所引导时，施蒂纳通过强调这些事物的对立面恢复了个人的地位”，介朗继续指出，“他的思想十分大胆超前”[73]。20世纪70年代，一个名为“为我们自己”的美国情境主义团体出版了一本名为《贪婪的权利：关于要求一切的实际必要性的论文集（英语：The Right To Be Greedy: Theses On The Practical Necessity Of Demanding Everything）》，他们在书中主张以施蒂纳理论为基础的“共产利己主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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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的美国出现了在批判意识形态等方面受施蒂纳影响更深的后左翼无政府主义（英语：post-left anarchy）。贾森·麦奎因（英语：Jason McQuinn）称：“当我和其他反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者批判意识形态时，总是从一个具体批判性的、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出发，这既植根于麦克斯·施蒂纳的怀疑主义哲学，又植根于他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哲学”[75]。鲍勃·布莱克（英语：Bob Black）和伍尔斐·兰德斯彻二人强烈支持施蒂纳的利己主义。此外，后无政府主义者索尔·纽曼（英语：Saul Newman）曾写过论述施蒂纳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相似点的文章。当代的暴动无政府主义（英语：Insurrectionary anarchism）亦受到施蒂纳的思想影响，暴动无政府主义理论家阿尔弗雷多·博南诺（英语：Alfredo Bonanno）在著作《麦克斯·施蒂纳与无政府主义》中详细介绍了施蒂纳对无政府主义和暴动无政府主义的影响[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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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利己无政府主义者阿道夫·布兰德（英语：Adolf Brand）于1896年开始编辑并发行宣传同性恋的报纸《唯一者》，这是世界上第一份宣传同性恋的连载刊物[77]，该报一直运作至1931年。该报报名取自施蒂纳的著作，同时也指代施蒂纳“自我所有权”的概念。约翰·亨利·麦凯（英语：John Henry Mackay）亦是早期同性恋活动家。《自由女性（英语：The Freewoman）》和《新自由女性（英语：The New Freewoman）》的编辑多拉·马斯登（英语：Dora Marsden）和无政府女性主义者埃玛·戈尔德曼等女性主义者亦受到施蒂纳著作的影响。施蒂纳的著作还在20世纪初法国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英语：Individualist anarchism in Europe）的背景下影响了自由恋爱主义和多边恋的宣传者埃米尔·阿尔芒（英语：Émile Armand），阿尔芒因“呼吁裸体天然主义、强烈捍卫生育控制方法及宣传以性行为为唯一理由组成的‘利己主义者的联盟’”而闻名[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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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雅克·德里达在其《马克思的幽灵（英语：Specters of Marx）》一书中论述了施蒂纳及他与马克思的关系，同时还分析了施蒂纳的幽灵概念[79]。另一位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吉尔·德勒兹同样在其《意义的逻辑（英语：The Logic of Sense）》一书中简略介绍了施蒂纳[8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在以自由人小组为背景的《基督教的英雄叙事诗四章》以诗的形式评价整个自由人小组，其中评价施蒂纳的部分段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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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纳来了，一个打破清规戒律的凶恶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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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他喝啤酒，明天就会大叫：拿血来饮！

只要有谁高喊自己的口号：打倒国王！

他立刻就会补上：也打倒法律！

[……]

施蒂纳也怒气冲冲地说：“这是用暴力压制意志！

难道他们想用喊叫把法律强加给我们？

然后再把你们称为‘自由人’！

不，你们的血液渗透着卑鄙的奴性，一切法律滚蛋吧！”[81]

恩格斯曾有一次回忆道他和施蒂纳是非常要好的朋友[20]。1844年11月，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首先汇报了他在科隆时对莫泽斯·赫斯的拜访，之后又提到他已经拿到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校样，并答应把这本书的副本寄给马克思，因为“这个东西是重要的”而且“施蒂纳在‘自由人’当中显然是最有才能，最有独立见解和最勤奋的了”[82][20]。恩格斯对这本书显然充满热情，并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可是，这种原则里的正确东西，我们也必须吸收。而不管怎样，这里正确的地方是，在我们能够为某一件事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事，利己的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抛开一些可能的物质上的愿望不管，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想从利己主义成为人，而不仅仅是个人[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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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施蒂纳的作品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未删节稿中，二人用来批判施蒂纳的页数超过了施蒂纳写过的所有著作页数之和[83]。马恩两人在书中将施蒂纳揶揄为“圣麦克斯”、“桑丘”。以赛亚·伯林认为施蒂纳“被追问了500页沉重的嘲讽和污辱”[84]。《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至1846年间，但直到1932年才出版。马克思对施蒂纳进行的长篇反驳在后世被认为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一个关键点。有学者认为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调和了共产主义与施蒂纳式对道德的排斥[53][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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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作家常把施蒂纳的观点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观点作比较，并讨论他们著作间的相似性甚至怀疑施蒂纳的著作是否影响到了尼采[85]。尼采成名前，阿图尔·叔本华的观点也常常被拿来与施蒂纳的观点作比较[86]。可以肯定的是尼采曾读到过《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这个书名，因为在尼采常读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的《唯物论史》和爱德华·冯·哈特曼的《无意识哲学》中都有提及这本书[87]。但是，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尼采真的读过《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因为尼采从未在他的任何著作、论文或信件中提到这本书[88]。2002年的一项传记发现，尼采很可能在阅读哈特曼和朗格的书之前的1865年10月，与施蒂纳的一位旧友爱德华·穆沙克的会面中就已接触到施蒂纳的思想[89]。

随着尼采越发出名，他是否受施蒂纳的影响这个问题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讨论。1891年，哈特曼公开宣称尼采剽窃了施蒂纳的思想[90]。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尼采受到了施蒂纳的影响，在德国甚至一度成为一种共识，这使得一位观察家在1907年指出：“施蒂纳在当代德国的影响力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且与尼采的影响力总体上是平行的。这两位思想家被认为是本质上相同哲学的表达者”[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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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最后几年，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施蒂纳是否可能对尼采产生积极影响的“大辩论”[92]，许多人注意到了这些认为尼采受施蒂纳影响推论中证据不足的地方[93]。到了20世纪中叶，多数人已经不再认为施蒂纳对尼采有直接影响[94]。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尼采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施蒂纳的影响，这也许是因为这些人认为有必要解释二者著作中经常的（尽管可以说只是表面上的）相似之处[95]。不论如何，今天这一问题的重点都已不在于尼采是否曾读过施蒂纳的著作，而在于施蒂纳是否对尼采这样博览群书的哲学家间接地产生了影响[96]。

鲁道夫·施泰纳的早期哲学观中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倾向——在他1900年左右转向神智学前——与施蒂纳的唯一者概念有很多相似的特点，并且施泰纳本人公开承认了他受施蒂纳的唯一者影响很大，后者为他的哲学体系提供了基础[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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