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记录 | 谈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思想的特点及研究内容

红袖舞墨 · 发表于物理海洋学专业 2022-12-21 11:07:18

原标题：王记录 | 谈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思想的特点及研究内容

中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献，有着几千年整理历史文献的历史。在文献典籍的整理、研究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学思想。正是这些思想又进一步指导了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那么，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思想有什么特点？包含哪些内容？庶几成了我们开展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思想的特点是在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要开展历史文献学思想或理论的研究，首先必须抓住这些特点。

其一，对文献典籍充满“敬意”。中国古代学者在整理文献典籍的过程中，对古人留下的这份文化遗产充满了崇敬之情，对文献典籍自身的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从而赋予文献整理工作以极其高尚的品格。袁宏在《两汉纪·后汉纪》中说：“经籍者，写载先圣之轨迹者也。”(《两汉纪·后汉纪》，第230页，中华书局2002版)《隋书·经籍志》云：“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毋云：“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刘昫《旧唐书》，1965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书经大全》云：“文献者，为治之大要也。”(胡广等《书经大全》，第8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东阳说：“夫世之有文献，大者关天下，次者关一乡，而小者关一家，其政行风教可考而知也。”(《怀麓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青岩诗集序》文献包含着如此丰富的治国安邦的经验和垂示教化的思想，整理这些文献自然就是有裨于治道的大好事。古代文献整理者对文献价值的极端崇拜，显示了中华民族自觉传承文化遗产的强烈愿望，成为文献整理的思想前提。

其二，对“经”极端崇拜。中国历史文献学产生伊始，就与儒家思想结下不解之缘，孔子整理六经，提出一套整理文献的理论原则，成为古代文献整理的开拓者。汉代儒学独尊，孔子及其六经不断被神秘化和神圣化。自此以后，六经成为专制国家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古代历史文献学思想就形成了以经学为中心的观念。这种“崇经”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国古代图书的分类叙录中，不管是什么分类方法，也不管是官方书目还是私家书目，总是把经书放在第一位。弘道设教，充分肯定儒家思想在政治教化和人伦纲常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以与专制社会将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现实相配合。经在目录中地位的稳定性，也正是儒家思想在整个专制社会中正统地位稳固的表现。二是人们在思想上对经的极度崇拜。在很多人眼里，六经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经也者，恒久之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著，周振甫译《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等，诸如此类的记载，史不绝书。六经乃圣人精神之所寄，是“万世之极则”。不仅是统治者政治治理的依据，也是普通人做人行事的准则。由于“崇经”观念盛行，几千年来对经书的整理和诠解绵延不绝，蔚为大观。

其三，思想见解和经世观念被寓于具体的文献整理之中。中国古代的文献学家在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时，多数情况下并非直抒胸臆，其思想如零金碎玉般散见于其文献整理的角角落落。正因为此，在历史文献学研究领域，人们对文献学家文献整理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关注很不够，甚至有人认为文献学家只会技术层面的操作。其实，中国古代文献学家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看成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有更高的理想追求，只是由于文献学工作是以具体的文献整理为基础的，很多精辟的思想往往隐藏在琐碎的文献分类、考校、辨别、注释等活动中，不易被人所体察而已。具体而言，整理文献的目的之一是经世致用，为解决现实人生和社会政治问题服务。孔子深感“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所以决心“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整理三代文献，达到“复礼”的政治理想，把文献工作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中国历史文献学的优良传统。除经世致用外，整理文献还为了探究义理、阐述思想。在古人看来，文献整理是思想阐发的基础和依据，思想阐发是文献整理的目的和归宿。王鸣盛云：“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十七史商榷》，中国书店1987年影印本)序学者治学，以文献考校、训释等整理活动为起步、为手段、为途径，以“明道”“明义理”为目的。这种看法带有普遍性，在中国古代，不做文献的工作而径直构建自身思想体系的学者是没有的，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通过一系列的考证、训诂、校释、疏解等文献整理的手段，才能彰显经籍中的义理，从而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可见，在看似琐碎的文献整理背后高悬的是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的旨意和思想阐发的目的，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发掘隐藏在文献整理表象背后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献学思想。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发掘和总结出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思想的特点。

其四，实事求是的文献整理观。实事求是，言必有据，是古代文献学家恪守的准则。纵观几千年文献学发展史，求真求实一直是文献学家对自身工作的要求。校勘、辨伪、考证等文献整理工作，首要目标就是要恢复古籍的本来面目。从孔子“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观念、王充“疾妄求实”的思想、刘知几“疑古”“惑经”理论到欧阳修、朱熹、胡应麟、阎若璩、姚际恒、崔述等等一大批文献学家的文献整理活动，均高树“求真”的大旗，在文献分类、校勘、辨伪、注释、考证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文献整理的过程就是复原文献真实的过程，而恢复文献的真实是为了保证被记载的历史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古人看来，求文献之真就是求历史之真，保证作者真实思想在后世的传递，从而使后世之人不被错误的历史或思想所欺骗和愚弄。

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思想或理论，还必须搞清楚研究的内容是什么。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思想内容丰富，要研究的东西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大的部分：一是古代文献学家(包括史学家、思想家等)对文献本身的认识，二是对文献学活动及工作的论述。

其一，对文献本身的认识。即古代文献学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献典籍的看法。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对文献所蕴含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对文献史料价值的认识、对文献之间重要性差异的认识、对文献外部形式(包括文献载体、编纂体裁、体例、版式等)的认识等。

文献典籍既是对自然世界、人类社会的描述，又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故而古人对文献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和作用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文献典籍不仅具有社会意义层面上的作用，它还有学术层面上的作用，即具有史料价值，包含着历史事物的各种信息，对此，古人有着内涵丰富的看法。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文献之间并不存在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各类文献的价值都是平等的，只是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而言，有些文献史料价值高些，有些史料价值低些，但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却非常明确地指出过经、史、子、集等文献之间具有重要性差异，发人深省。在文献的外部形式上，古人对文献典籍古今载体变化的分析，对不同编纂风格的评价，对各类体裁优劣的比较，对各种版本价值的认识等，都有精辟的论述。关于这方面的见解，内容极其丰富，且系统完备，必须给予认真总结。

其二，对文献学活动及工作的论述。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文献整理工作的价值的认识，包括文献整理工作的目的、文献整理的原则、利用文献的态度、文献学家的修养以及文献学史的思想等;二是对具体文献学工作的认识，也就是对文献学分支学科即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注释学等的理论认识，具体而言，就是要探讨古人对每种文献分支学科的目的、所遵循的原则、所使用的方法及方法论等的理论阐释。

中国古代文献学家从来都不是为了整理文献而整理文献，他们整理文献总是有很高的目标，是为了宣扬圣道、推行教化、经世致用。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政治见解，不同的经世主张，但“考文证献”，都是为了经世致用。古人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总是不忘反思前人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中国古代文献研究有一个不断反思、积累、前进的过程，值得珍惜。对于利用文献的态度和文献学家的修养，古人也有内容丰富而见解精辟的论述，形成了优良的传统。

古代文献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内容愈来愈丰富，文献整理的分工愈来愈细密，出现了诸多分支，如文献典藏、分类叙录、考证辨伪、版本校勘、注释训解等，也就是今天的藏书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注释学等文献分支学科。古人在从事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等文献工作的时候，相关的思想、原则、方法等也应运而生，成为文献学思想宝库中重要的宝藏，需要今人认真发掘和阐释。

总之，中国人重史，记录历史，整理文献，传承文明，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在长期的文献整理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特色鲜明且内涵丰富的历史文献学思想和理论。认真梳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思想，总结其成就，分析其特质，无论是对于今天的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还是对于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本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转自“ 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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