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渊：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

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原始创新力塑造和综合国力提升，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核心标志。特别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支撑，同时也给予地方性大学、普通本科院校在某一或若干领域跻身“一流”行列的现实通道与可见愿景，成为优化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杠杆。

但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投资驱动、申报导向、技术评价、达标意志、拼凑布阵”等学科建设弊端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消除，特别是伴随着“双一流”建设考核周期的迫近，加速高层次人才引进、追求短期速成发展绩效的倾向进一步抬头。零和博弈加速了有限优质学科资源的非正常流动，一流学科建设较易成为基于区域和校际财力资本的存量布局调整，而非根植于学科体系健全与强大的结构性、系统性、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发展模式的惯性遗留与非理性博弈叠加形成的路径依赖，亟需得到正视与破解。

一、当前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依赖的主要表现

1. “唯技术化标准”。将各级各类大学与学科排行榜，特别是QS、ESI等国际学科排行榜作为学科评价的主要依据，把复杂多样、具有独特规律的知识创新过程与学科建设进程简化为高质量人才、高层次获奖、高水平论文等显性与共性指标要素，没有充分关注到不同国家、区域、学校与学科的差异化特征，较易造成“一个标准”下的同质化建设误区，学科建设与国家原始技术创新能力提升、重大技术需求满足、区域转型升级、高校办学优势传承与特色集聚等存在较大疏离，淡化了学科作为文化与思想体系的独特价值属性，仅仅成为具有世界通用性、可比性的技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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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轻体系性能力建构”。当前很多高校把投入巨资、引进高层次人才作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主要突破口，把校内资源重组、田忌赛马排兵布阵作为短期内提升学科竞争力的核心战略之一。对学科方向、学科平台、学科人才、学科价值、学科思维等体系化、结构化能力建设投入不足，对主导学科与支撑学科的布局优化，学科土壤、学科群落与学科阳光雨露之间的科学循环关注不足，高层次引进人才与存量人才的磨合、学科环境的切合、学科体系的融合还不顺畅，以外强内、以强带弱的循环体系还未形成，对持续涵育高水平人才、产出高层次成果产生较大制约。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一流学科支撑体系与能力建设还存在明显不足。

3. “纯学科视域”。当前一流学科建设还较多地局限在学科建设本身，尚未更多地涉及到高校办学理念优化、办学体系改革与完善等层面。基于一流学科建设的高校管理机制与治理结构仍然有待优化，制约学科交叉融合、跨学科与超学科培育，打通学科与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界限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学科建设对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办学核心功能的牵引作用还不明显，一流学科建设对办学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作用还有待彰显，进而反向制约学科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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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弱合纵连横蝶变”。当前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还较多地依赖政府财政投入与政策性资源供给等方式，市场化力量介入明显不足，企业投入与社会支持、捐赠的视野还不开阔、意识还未强化，产教深度融合从产业转化端向技术开发、学科建设端的回溯通道与路径尚不明晰，基于学科建设的产学研一体化体系有待探索。校校合作、校地合作、校企合作、省部合作、国际合作共建世界一流学科的模式与路径有待拓展。

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依赖破解要处理好五对关系

1. “远与近”的关系。处理好“远”与“近”的关系，就是要实现“国际可比竞争力”与“中国贡献”的有效衔接。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要瞄准世界科技与文化创新变革的最新趋势，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一流学科建设的有益经验，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专业评价维度、一流学科建设的可比性指标中“力争上游”，在人类知识创新谱系和世界学科丛林的前沿位置锚定“中国坐标”。同时，我国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承担着提升国家与民族文化与科技创新能力，紧贴我国需求，服务更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时代重任。要紧紧围绕国家关键技术发展需求、文化竞争力建构的重要领域与关键节点，精准聚焦、深度嵌入，解决制约发展的重大技术与文化难题，作出一流学科建设的“中国贡献”。要合理界分基础研究领域的学术性评价与应用学科的市场化评价之间的关系，对一些在世界学科评价榜单中没有的学科门类或处于发展后位，但我国建设与发展急需的学科，要给予“一流”甚至是“超一流”孵化与支持待遇，建立基于需求、应用与贡献导向的“一流标准”，特别是不能简单裁撤与整合在国际学科榜单中无法清晰界定的“人文社会科学艺术类”学科等，从中国实际出发，构建多学科协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学科景象。

2. “高与低”的关系。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大多数学科建设门类的集中突破。必须集中力量建设若干个发展基础好、国家急需、前景广阔的重点学科门类，以若干门类和领域一流学科的率先突破引领学科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高阶学科门类与其他支撑学科门类的关系。一流学科的突破有赖于完整学科体系的支撑，基础与应用学科的结合、文理学科的融通，主干与边缘学科的互动将为一流学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基础。特别是当前知识细化分化基础上的跨学科融合，交叉学科的孕育，超学科门类与形态的形成，更有赖于大量低阶与普通学科的持续成长与综合竞争力提升。要着眼于知识谱系的枝蔓结构与学科体系的发展特征，探索学科高与低之间的科学搭配，形成一流学科重点突破与整体学科群实力持续提升之间的合理联动节奏。国家第四次学科评估前一些学校对学科点的技术性大幅度撤并与整合，从长远的学科体系建设而言，是否是明智之举还有待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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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与外”的关系。要建设好一流学科内部的小生态，同时要构建好一流学科良好的外部条件。要重构三层关系，一是学科建设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结构及作用机制，二是高校学科建设本体与企业等市场化要素与力量的关系，三是学科建设与高校人才培养等其他职能的关系。一直以来，政府通过直接介入学科资源配置、评价等微观环节引导和支持学科建设，在助推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的挤压，抵消了一部分学科建设的正向力量。要根据政府管规划、管引导、管规则、管生态的基本定位，以助推学科体系成长和生态系统完善为目标，构建基于知识逻辑的政府干预与投入机制，实现政府介入与学科成长的同轨运行。企业和市场资源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外在力量，要改变原有的以市场为单一导向、通用技术变现、经济利益至上的合作模式，注重一流学科与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技术攻关、国家重点企业核心竞争力建构的对位合作，整合高校学科、企业与市场多方力量，共用、共建、共享重大技术平台和人才团队，协同进行重大技术攻关，促进技术市场转化反哺，迅速提升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水平。要实现学科建设对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的全面融合与系统带动，贯通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专业与课程建设、校园文化与精神塑造、产学研合作中，构建学科驱动的人才链、创新链与资源供给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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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与小”的关系。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是一个充满复杂性、可变性与曲折性的过程，新技术的迭代、知识内容的更新与知识体系的裂变催生一批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二线走向前沿、从高处走向衰弱。一流学科位居学科变革的最前沿与学科生态的最顶层，具有良好的自我更新、发展与循环再造能力。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大”与“小”的关系，要把握好一流学科主体性知识的传承、巩固与创新，在此基础上，注重处在孕育或成长期的新兴知识节点与门类的拓展，积极培育新的学科内容与方向，鼓励带动具有创新性的小学科、新学科群落的成长，通过以大带小，以大育小，实现一流学科及学科体系的不断丰富与成长，更好地适应时代变迁、文化创新与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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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与放”的关系。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进程中，要允许合理竞争，鼓励高校充分发挥内部潜力，激发办学活力与动力，以良好的办学区位、学科平台、学科文化、学科制度、学科梯队、学科口碑等获取优质学科资源，实现引育结合，持续提升学科实力。但又要克服简单依托地区差异性财政投入，以经费投入额度作为主要杠杆的“抢人大战”，形成区域和高校间一流学科建设的极化效应，影响学科建设整体生态和发展潜力。教育主管部门在学科评价时对于“引进式”建设绩效要予以适当的除权计量，对于“忽视自主培养、恶意抢人大战”的现象在政策导向与操作层面要予以合理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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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依赖的破解策略

（一）建立多维度多元化的一流学科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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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体系建设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指挥棒，直接决定我国的世界一流学科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建，建成怎样的世界一流学科等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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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术性评价与应用贡献评价相结合。要改变学科排行榜以学术性要素作为学科评价主要依据的范式局限，建立学术性与应用性融合评价的导向路径。既要注重对高水平论文、高级别课题、高层次获奖、高规格人才等学科要素的考察，在专业知识谱系及专门性评价体系中，通过科学合理的“称重计量”方式，对学科建设标的物进行综合比对评价，如当前学术界通常将进入ESI前千分之一作为世界一流学科的主要标志。同时中国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要紧紧围绕我国发展的现实需求，聚焦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技术研发、文化创新的核心命题、区域转型升级的重大课题，提供技术突破与创新方案，提供精准性、高质量智力支持，形成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支撑，以对我国发展的现实支撑力与贡献力作为评价中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水平的重要价值尺度。学术性导向与应用导向是一对融合关系，世界一流学科的评价维度中，没有纯应用性或纯学术性的界分，应用性和学术性构成彼此支撑关系，因为不同学科门类的性质差异，学术性与应用性实现自主优化调适及相应的动力机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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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性评价和国别性评价相结合。建立中国的世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既注重与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通用学科国际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充分衔接，体现“国际接轨”与“同类可比性”。同时要根据国情状况及学科特点，建立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具有国别特点的学科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科学设置标志性成果、重大获奖、关键性人才、代表性作品、社会影响力、学科声誉等各项评价指标要素，并根据文化类学科建设周期长、文化滋润与演化过程慢等特点，科学设定考核周期等。尤其要注意把国别性学科和国际通用型学科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和对等权重中予以综合考察，有效规避“轻文优理”“弃文强技”，为接轨国际榜单对国别学科的“弃保效应”，伤害我国整体学科体系的完整性，也使很多技术型学科失去文化支撑与价值引领。

3. 终端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要注重基于一定建设周期的成果验收性评价，但同时要高度关注形成性评价，注重对学科内隐性机制与成果的测量。关注学科方向、学科文化、学科价值、学科平台、学科制度、学科结构、学科关系、学科梯队等内在素质性要素的评价，考察主干学科与支撑学科等学科结构的科学性、完整性与成长性，学科生态系统能量交换与内在运行的健康水平等，学科体系对高水平成果、高层次人才的持续供给与支撑能力等，科学厘清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引进人才”“包装成果”“速成发展”与“自主培养”“体系支撑”“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良莠界限，形成鲜明的发展导向。

4. 知识专业类评价与泛文化价值评价相结合。学科是文化价值体系，任何学科都有思想性，承载着文化使命与价值责任。学科评价在关注学科专业知识评价的同时，要建立泛文化评价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介入、我国优秀教育思想理念的植入将为我国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注入文化魂魄，涵育独特的学科思想内容与学科规训力量，形成强有力的学科价值引领与动力支撑。要从泛文化体系建设的角度对学科的文化特性予以深度考察，让文化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加持信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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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基于内生能力生长的学科生态系统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着力点不是若干指标在某一考核节点的“横断”“切面”达标，而是学科体系内部的结构优化，通过学科生态系统建设，实现学科环境、学科人才、学科制度、学科文化高度协同与深度契合，促进学科要素的科学流动与优化整合，持续激发学科生产力、创新力与竞争力，促进一流学科持续孕育与成长。

1. 构建主干突出、协同支撑的学科群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不能撒胡椒面、四面出击，必须集中力量，实现在若干关键学科领域或重点学科门类的“率先突围”。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突破。研究型大学一定要想办法扶持最优异的学科，把它变成全世界最好的。然后，其他学科也自然而然地跟上来了。高校要根据办学优势与特色、学科发展基础及其在国内外专业学科领域的综合竞争力状况、学科门类在国家战略中的权重位置及创新引领性等三重维度，遴选最具体质适配性的世界一流学科，明确世界一流学科的重点突破方向。在学科平台建设、人才梯队搭建、重大项目经费配套等学科资源配置和学科文化塑造、学科管理机制创新上给予重点倾斜，加速在若干领域和门类形成不对称学科优势，全力赶超世界一流。在凸显龙头学科竞争优势的同时，要全面加强支撑学科群的建设，加速基础学科群的成长，推进文理学科的融合渗透，加速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整合创新，关注交叉学科、超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基于龙头学科的新学科方向、学科内涵、学科发展方式的培育与介入，促进学科代谢与优化，提供持续创新动能，为主导学科加速向世界一流迈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有效规避“田忌赛马”式的存量拼凑式发展，走依托学科体系强大促进一流学科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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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现显性要素与隐性要素的深度融合。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要高度重视高层次人才引育及人才梯队建设、高质量论文及科研成果涵育、高水平实验室及学科平台配置等显性指标的建设。但同时要高度关注学科文化及价值传承、学科方向及目标凝聚、学科理念创新与制度优化等深层竞争力建设。在文化价值体系建设的视域下，将学科建设成为文化思想集合体，通过学科核心价值观表达、学科精神讨论、物化学科标识系统打造、规划学科活动的开展等，提炼学科的共同价值追求，打造独特的学科文化气质、强化学科认同与学科责任、形成潜在的学科规训与引导，激励学科成员的进取精神、促进学科成员的团队融入等。通过强大的学科文化体系建设增强高层次人才的归属感与深度情感融入，激发事业发展责任感与协同创新活力，加速形成团队凝聚力、创新力和战斗力，促进高层次成果的持续孕育和产出，以文化内力的集聚激发一流学科建设的深层动力。

3. 建立最适宜激发活力的学科治理体系。将临时组合式、虚拟化学科组织打造为实体性学科组织，赋予学科负责人在科研路线选择与决定、学科二级组织设置、分学科方向负责人选聘、学科经费使用等方面的真实性权限。在当前我国高校二级管理体制背景下，基于理顺学院、学科、学者关系的大原则，由院长或学部长兼任学科负责人，实现学术资源与行政资源的协同化调度是现阶段比较可行的方式。要从最大限度激发知识创新活力的目标出发，实行学科内部扁平化、线性化运行体制，科学设立学科管理架构与运行机制，根据知识体系分类建立各学科方向实体，建立学科内部以“学术服务”为基本定位的“小行政架构”，建立与完善学科运行与管理制度、人员聘任制度、成果奖励制度、经费使用制度、学术活动制度等系统化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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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构学科建设行政性力量的传导方式与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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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外部作用机制方面，实现从“线性传导”“微观作用”向“立体介入”“宏观调控”转型。政府主要承担学科规划、学科秩序及学科发展生态维护、社会支持系统建设、学科资源投入原则及绩效考核体系设计等宏观性职能。政府性力量与政策性资源不直接介入学科门类确定、学科团队搭建、学科平台建设、学科管理运行规则设计等微观环节和具体领域，不干预学科生态系统内学科群落、学科土壤与阳光雨露间的结构性关系建构及其运行轨道，鼓励和支持其按照知识创新生长规律和生态系统能量交换与进化原则自主发展。要充分发挥学科经费杠杆驱动的功能，通过政策性资源的集中投入，加速生态系统内物质交换，壮大生态系统的发展能级，促进生态系统的群落生长及整体结构优化。当前学科经费等政策性资源以综合性打包方式介入学科建设，允许高校根据学科生态系统建设的客观需要，在遵循学科生态系统运行规律及能量守恒原则的情况下，自主投入学科平台、学科人才、学科文化、学科制度等各建设环节与微观领域，通过各投入要素的科学配比与融合反应，提高基于协同性的生态系统内体系化竞争能力，源源不断集聚和培育高水平人才团队、产出高层次学术创新成果等，提升学科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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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内部作用机制方面，建立符合知识创新规律，基于知识管理的高校内部管理机制。建立高校扁平化运行机制，构建学校——学院、学科二级运行架构，实现学院与学科统和式管理与运行，削减中间管理层级，实现学校、学院与学者三者关系的综合协调。根据知识运行规律与知识体系建构的需要，科学设置行政机构序列，削减限制性与规制性职能，破解职能分割、交叉、琐碎与过度细化等问题。要彻底破解制约学科发展的体制障碍与利益关系壁垒，根据当前学科分化与综合化发展态势，组建跨学科和超学科机构，孕育新兴学科，构建新的学科生长点。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几乎全部成立了数个乃至数十个不等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最大限度地跨越学科的界限。如麻省理工学院除了设置建筑和城市规划分院、工程分院等6个学院22个学系以外，还设有人工智能实验室等44个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和实验室。北京工业大学在新一轮改革中，特别注重加强实体性学部建设，组建跨学科研究院。

（四）建立基于杠杆驱动的学科建设双连横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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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现学科建设对高校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等的系统化牵引。区别于科研院所，高校是人才培养机构。用高水平科研支撑创新人才培养，将最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创新成果引入课程体系，从前沿性的学科知识中选择“最有价值”的知识纳入课程，再把这些知识有效地传授给学生，建立与最新技术与文化发展潮流接轨的课程内容体系，探索适应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建立基于知识传播传承、知识迁移运用、方法论建构与思维方式养成的新素质能力；用创新性课程群建构新专业内涵，打造与文化创新、技术进步相匹配的专业结构、专业门类、专业定位等，构建基于创新精神、社会责任感与实践能力培养的新人才培养标准，探索教科融合、产教一体、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分层分类培养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打通学术科研人才与一线教学人才的共享共建共有壁垒，在同一学科组织内建立多样化人才队伍结构，促进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融通与互促。通过多样化方式，将学科建设成果引入人才培养进程并通过人才培养及办学质量的提升，集聚更多的办学资源，形成更强的办学体系支撑，反向作用于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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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强化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与文化创新、技术迭代与社会进步的双向支撑关系建构。世界一流学科是我国高素质人才的集聚地、文化创新思想孕育体与传播体，是关键技术开发的创新源与人才集聚地。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要通过产教深度融合、校地产业集群协作等方式，构建政校企紧密型合作体，引入企业和市场人才、技术装备和资金等资源，校企共建重大技术创新中心、合作开展重大技术攻关与项目研究，建立市场驱动、技术协同、优势互补、整合创新的学科与产业联动发展机制，形成市场潜力开发、企业创新要素介入、重大技术与文化需求引领与学科建设间的共振效应，加速推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同时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为撬动因素，引领区域经济、重要产业门类等的转型升级，构建双向互为建构关系。如麻省理工学院依托其顶尖的学术人才和强大学科实力，在学校所在的波士顿地区孵化了近1 000家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企业总部，打造新技术产业集群，同时又通过项目、人才及其他资源要素的反哺，支持麻省理工学院学科建设。在国内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市的紧密协作，成就了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学科和武汉中国光谷崛起的双辉煌。

（五）矫正与引导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社会心理及文化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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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会直接影响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社会共识的形成、教育消费潜力的激发、中外高等教育市场竞合博弈格局的演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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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构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信赖”。对中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质量、模式及其进度的质疑，导致大批优质学科资源及教育消费力量向海外高层次大学流失。建构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信赖”，要讲好中国学科故事，加强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在海内外推介，构建中国世界一流学科品牌。一是多媒融合，既要在国家主流媒体宣传与推介“双一流”建设，营造“双一流”建设的主旨声音与主流基调，也要注重通过社会媒体，将“双一流”建设引入大众传播视野，打通“报、网、端、微、屏”的界限，通过实时、立体、互动传播，让“双一流”建设更好地走入大众生活。二是多维视角，既要展示中国世界一流学科的技术创新、国际排名、产业贡献，也要宣传中国体制、中国文化对一流学科建设核心竞争力建构的重要作用，既要在专业领域解读与宣传好知识创新最新成果，也要在大众视域内展示技术进步的直观体验；既要阐释好世界一流学科的宏大国家命题，也要将大学生专业选择、人生规划与职业愿景等紧密结合，深入介入教育热点、社会关注与民生新闻中，将高考季、就业季、创业流等社会热点关注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深度融合，集聚社会关注度、提升对世界一流学科的认知度与认同度。三是多角互动。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大众等，走进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也要走进中学与社区，实现线上与线下高度互动，凝聚“双一流”建设的共识。

2. 推介世界一流学科的“多维取向”。宣传与推介好一流学科建设的“基础性”与“应用性”二维方向，在强调国际通用性的同时，引导大众关注一流学科建设与时代和中国发展的紧密契合度，以及由此激发的学科潜力与发展前景，吸引优质学科资源与生源的回流；引导大众科学认知一流学科牵引下的重点大学与普通高校的区分度与关联度。既要选读好大学中的好学科，也要科学理解普通大学中一流学科的巨大学科成长性及职业发展性，以优质生源的合理流动与科学配比，有效弥合重点大学与普通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社会认同落差带来的发展局促，夯实一流学科发展的基本面。

3. 形成世界一流学科的“社会共振”。要通过世界一流学科的宣传与推介，形成三个维度的社会共振，一是政府、高校与企业等的价值与使命共振，激发直接主体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二是媒介、高校、学科与社会大众的品牌认知共振，增强全社会对中国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路径、体制、质量、信誉、前景的认可；三是高校、学科、考生及其技术承接与转化方等微观方对世界一流学科认可及持续性介入与资源支持等，强化基于要素供给、环节优化、体系支撑等微观能力的建设，夯实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基础。

我国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承载着重要的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使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依赖的打破，将直接引领我国高校学科建设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产教融合深化等。同时这种新的建设理念、改革路径的确立，将在战略层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布局优化、体系完善、发展模式转型、发展动力的持续释放带来深远影响，并催化行业与区域的深度变革与转型发展，架构起教育创新链向文化创新链、科技创新链、产业创新链、区域发展链传导的逻辑与现实通路。

作 者：赵渊，浙江传媒学院桐乡校区管委会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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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高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