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朋：“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国加拿大海洋经济合作发展前瞻

今年是加拿大建国153周年，作为最早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加拿大一直在中西关系中走在相对前列，自两国1974年建交以来，两国之间一直有着传统的友谊和相当的政治互信。中国2001年加入WTO，在阔步引领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往来，也从无到有，2018、2019年度分别达到了约795亿美元和750亿美元的规模，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同时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曾在2016年达成共识，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要翻番。
, g! t& N& u% T& t" K3 f加拿大虽然一定程度上是美国的经济追随者，但是，加拿大在中国关涉的相当多的重大问题上，没有与中国形成冲突或者大的矛盾。比如，加拿大在南海没有核心利益，就像一些有识的加拿大学者所言，可以“将南海问题抛到大洋里”，中加海洋经贸合作没有南海问题的羁绊，经贸领域有巨大潜力可以挖掘，尤其是在互补的海洋经济合作方面。对比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能够看出中加经贸合作尤其是海洋经济合作方面的巨大增长潜力空间。2016年度，中国对澳大利亚双边贸易额达1200亿美元，对后者2.4%的经济增长率贡献了其中的1.5%，换言之，中国极大地通过贸易助益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中国加拿大之间理应有更加密切的经贸往来，然而，2016年度和2017年度，中加双边贸易额只有约70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澳双边贸易额的6成，如果考虑到澳大利亚的经济总量（1.2万亿美元）只有加拿大（1.6万亿美元）的8成，以及中加经贸合作的高度互补，中加的双边贸易额更加让人有想象的增长空间。
( o+ D1 X8 O5 m: V2 a, B- x4 V政治互信是中国加拿大经贸往来的基石，中国加拿大扩大经贸往来也完全符合加拿大贸易多元化的经济策略。2018年以来，加拿大贸易多元化进一步取得了进展，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比重持续下降。尽管中加之间目前有华为孟晚舟事件的影响，但是，在美加经贸关系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经历可能变数的情况下，加拿大如果能够继续像2018年一样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就有理由乐见加拿大未来更加实际地推进中加之间的经贸关系走进密切。尤其在海洋经济合作发展方面，中国加拿大有着巨大的潜力可挖。
从“一带一路”设计的陆路和海上航行、航路的走向而言，不妨把北极航道看成是潜在的两条通往欧洲和北美洲的海上通道，是对当下“一带一路”向西向南六条海上和陆上经济带的补充。2012年以来，北极海冰呈现了大面积低于历史最低水平的状况，甚至低于2007年水平的18%，这极大激发了民众对该地区潜在航道的开发兴趣。加拿大目前有关北极航道的模糊观点是，西北航道（北冰洋目前可资利用的主航道）是加拿大领土主权的一部分，应该在加拿大的完全管辖之下。与此同时，加拿大还认为，西北航道应该是内水，并将其视作是其历史性权力。然而，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认为，西北航道是国际海峡，可用于海洋运输通道[19]。可以预见，在未来，西北航道将出现多边合作，就西北航道的法定地位做进一步的探讨。
$ l1 n  [6 s0 y显然，应该将中加“一带一路”式的合作视野扩展到海洋经济合作。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两国过去12年间的年贸易总量和增幅不尽如人意；与此同时，如果将两国现有的政治互信矛盾解决，加拿大方面就“一带一路”的合作视野而言，将呈现积极乐观的前景，并且有望在未来推进中加自贸区谈判。尤其是，中美贸易战和美加经贸关系的杂音为中加经贸合作带来了契机。有一部分加拿大专家认为，如果谈判得力，或许在未来10-15年达成两国自贸区协议。而且，在强调基础设施建设、林木和资源贸易方面的合作之外，海洋经济成为重点合作领域。2018和2019年，中国输往加拿大的产品以纺织品、家具玩具、塑料橡胶制品和运输设备为主，与此同时，中国对来自加拿大的海洋水产品、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经济贸易品有着巨大的需求。要达成2025年两国间的双边贸易额在2015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的目标，两国间的海洋经济合作发展，在上述背景下势在必行。
加拿大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极为丰富的渔业资源，可以为中国民众提供天然的海洋鱼类蛋白。有理由相信，随着“一带一路”的拓展和北冰洋西北航道的逐步开发，加拿大海产品有望大批量输入中国。中国加拿大也一直就渔业资源的数量评估、渔业资源的评估管理和利用，进行深入交流。
/ a! G2 \+ m( f在海底矿产资源的钻探、开发和利用方面，加拿大陆地和海洋石油资源丰富，加拿大目前一部分西部生产的原油被输送到东部地区，未来也完全可以输送到中国东部。中加石油领域的兼并购方面，长久以来，虽然有成功的案例（中国海洋石油CNOOC收购尼克森NEXEN），但是，总体而言，加拿大政府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投资其石油开采业有限制和政策壁垒。在“一带一路”标示的全球化新一轮浪潮下，中国民营龙头企业新奥正积极参与加拿大石油产业，与加公司合组LNG项目，投资规模近千亿元，在舟山港建立基地对接，将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和消费扩展到了加拿大，年销售额达500亿元，2018年8月份新奥舟山项目已投入试运营，是典型的中国加拿大“一带一路”拓展接轨成果。
3 `( q' d3 W1 t+ ~" @; d7 M在中加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合作方面。现存陆生天然药物和化学合成药物的药效缺陷，使得海洋生物医药成为海洋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战略新兴产业。以加拿大安大略省为中心，加拿大的生物医药产业发达，是其第二大高科技产业，研发人员数量高达3万多。在海洋生物医药方面，加拿大三面频海，海岸线漫长，无论是其太平洋、大西洋还是其待开发的北冰洋，其海洋生物资源极其丰富，是难得的巨大生物基因库，加拿大政府和以多伦多大学为代表的顶尖大学现在大力培育部分公司和项目，使之成为海洋生物医药发展前端企业。中加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领域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两国也已经有相关的企业先知先觉进行合作。
在中加远洋运输和临港工业园区合作方面，以及在传统的海洋运输产业方面，随着中国造船技术和产量的不断攀升，以及以广东为首的中国沿海海洋经济大省，进一步改进各自的海洋运输网络，以扩大两方太平洋门户/走廊的贸易量，中加两国在远洋运输方面的合作前景看好，这将更加有利于“一带一路”实实在在地走进加拿大太平洋沿岸。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能源消耗持续放大，对外原油依存度的不断攀升，到2030年中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80%以上，加上中加两国对能源合作的共同重视，临港工业园区（舟山群岛新区就是一个范例）的建设迫在眉睫，这将有利于扩大两国在天然气业、造船业和船舶维修产业的深度合作。以广东省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正积极探索在加拿大主要港口合作建立境外加工基地、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科技研发和海洋物流型园区，可以预见，广东省的这一举措一定会在未来引领新一轮中加海洋经济合作发展。
" @7 U& t# r9 }' ~2 o8 L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国家行动计划，控制陆源污染来保护海洋环境的国家，其清洁技术曾经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相当的比重，近年来，跟随日本和英国，呈现了一定的下降趋势，但是技术优势仍在。现阶段，中国沿海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到了非治理不可的程度，加拿大数以百计的清洁技术公司在中国找到用武之地。一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加拿大的海洋环境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可以输入加拿大技术助力中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尤其在海洋溢油防治方面。
6 r0 n$ A. L$ O! l2 i! k在海洋旅游、海岛旅游、邮轮旅游发展方面，中加之间有着十分广阔的合作发展空间。2017年，加拿大位居《Lonely Planet》最理想十佳旅游目的地榜首，拥有堪称世界最长最美的海岸线，其三条海岸旅游线路长盛不衰；中国也是世界旅游大国，沿海的东方风情和海岛风情也对加拿大人充满了吸引力，两国间有着广阔的旅游发展空间和潜力。在邮轮旅游方面，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成为世界旅游产业中增长最为迅猛的部分，中国近年来更是展现了快速的邮轮旅游增长。1996年，中国只有626万人次的邮轮旅游，预测到2025年，可望达到2300万人次。与此同时，邮轮旅游资源消耗低、就业带动系数大、综合效益好，是典型的现代服务业，符合中加两国培育新的海洋经济增长点的复合要求。
中加海洋经济合作发展无疑在“一带一路”目前最大的潜力发力点上，“一带一路”无疑是中国在新时代引领经济全球化的阔步之举，在这条道路上，中加两国越来越有着共同的赞许和愿景。在目前，中加“一带一路”合作发展最大的发力点即基础设施建设上，两国之间有着最大的共识。目前，加拿大除了正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还准备新设基础设施建设银行，以及未来大概率和中国谈判达成自贸区协定，此乃明智之举。与此同时，加拿大众多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可以透过“一带一路”造就的中加之间越来越经济顺畅的海洋通道，将海洋技术和海洋生态优势转变成市场和销售优势，将产品尤其是海产品出售到目前拥有3亿小康人群的中国。加拿大还可以发挥在海洋技术和服务方面的优势，在北极航道的开发和协调利用、沿海自贸区和临港工业园区、海洋清洁技术和装备、海洋生物医药和生态科技、渔业资源输入中国以及海洋和邮轮旅游等产业，乃至“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和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建设方面，中加海洋经济有着广阔的互补和合作空间，进而实现互利共赢。以前，美国是加拿大的最大市场，加拿大也几乎完全依赖美国市场。未来的中国，很可能成为加拿大持续迅猛增长的经贸目的地。目前，中国游客是加拿大第三大市场，到2023年，中国赴加拿大的游客人数有望再翻一番。与此同时，中国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未来可能会超过4.5亿，中国消费者正在加拿大寻求更为优质的产品、服务和旅游体验，其中，海洋经济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这些，恰恰是加拿大能够提供的。

文章来源：原刊于《晋阳学刊》2020年02期

作者：姚朋，中国社会科学院加拿大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