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威：以史为鉴探究中国海洋文化国际传播的基本路径

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施, 不仅为开展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支持, 更提高和拓宽了中国海洋文化国际传播的水平与渠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1月召开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所指出的:“以人文交流为纽带, 加强‘一带一路’务实合作, 深化亚洲国家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共建发展和命运共同体。”在汲取、借鉴唐宋时期海洋文化对外传播经验的基础上, 将中国海洋文化国际传播与“一带一路”倡议结合起来, 以新发展搭建新桥梁, 以新角度加强新合作, 以新声音宣传新内容, 以新精神弘扬新理念, 努力传播中国海洋文化。具体而言, 我们至少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尝试:

整合资源、协调发展

焕发中国海洋文化传播的新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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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 中国海洋文化在历史大潮的涤荡考验中为世人存留下了宝贵的资源与财富, 它们是凝结着古人智慧的结晶, 也是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根基。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传播中国海洋文化必须要与时代相融合, 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独特优势, 积极整合海洋文化资源, 并使之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 还要充分汲取唐宋时期中国海洋文化国际传播的历史经验, 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紧跟世界海洋文化发展步伐, 旨在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在海洋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 唐宋两朝依托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华文化的对外影响力, 在地域上分工明确且各具特色, 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文化的传播效应。譬如, 唐朝即通过著名的“广州通海夷道”, 将沿海地区的丝绸、奢侈品、瓷器、先进的航海技术等传播至亚欧各地, 并吸引了众多的留学生、留学僧、商人来华定居。当时有代表政治、文化、经济集大成的都城长安, 代表繁荣的海洋经济贸易的港口城市广州, 代表发达的海洋产业制造基地的江浙区域, 代表海洋文化学术思想交流前沿的鲁苏一地等, 从而形成海洋文化优势区域集聚、海洋文化资源平衡发展、海洋文化对外传播分工明确等特点, 促进了唐朝海洋文化的对外交流与国际传播。及至宋朝, 海洋对外贸易已成为当时重要的经济支柱, 海陆网络构架初步形成, 东京汴梁更是成为“八荒争凑, 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 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 悉在庖厨”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 的国际大都市。海洋文化传播也从以沿海城市为主逐渐转为海陆一体传播, 并且, 当时的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海洋文化发展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同时, 宋朝以商联通、官民结合的海洋资源发展模式也逐渐深入到内陆各地, 将宋朝内陆各具特色的物产与沿海的航海技术、商贸理念、特色加工产业等资源结合起来, 从而形成陆海联动的文化交流传播的基本构架。进而在当时强大的航海技术与造船技术的支持下, 依靠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不断拓展, 不但有外商移居宋朝, 更有海外诸国与宋朝建立友好关系, 也在客观上不断促进中国海洋文化的国际传播与交流。

当今, 虽然我国在海洋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 但海洋文化发展的空间仍有待提升。汲取和借鉴唐宋两朝海洋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经验,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整合海洋文化资源, 探索各地海洋文化国际传播的发展优势, 重点推广具有时代价值且能代表中国海洋文化理念的文化资源, 以商联通、政商结合, 形成海陆同构、以陆促海、以海推陆的文化发展模式, 从而促进中国海洋文化的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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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偕行、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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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促进世界海洋文化传播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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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海洋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对中国海洋文化的保护与国际传播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做到海洋资源的整合、开发与综合利用, 而且还要做到与时俱进、紧跟世界发展潮流, 使得新时代的中国海洋文化与世界海洋文化的发展趋势相一致, 与世界海洋文化的国际传播潮流相适应、相契合。同时, 还要积极推广具有中国特色、代表中国立场、反映中国发展的海洋文化, 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促进海洋文化传播的发展。由于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的进步, 唐朝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成为我国对外交往进行海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广州、泉州、杭州等更是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颇为繁华的大都市——不仅商旅云集、物资丰富, 每天来往船只络绎不绝, 更有许多外国使节常驻于此, 以保护本国侨民权益, 加强两国政治沟通, 促进经济文化友好交流。及至南宋, 海上丝绸之路业已成为封建朝廷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而当时鼓励海外贸易的重商政策和文化上自由宽松的氛围,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范围的扩大。“诸儒相望, 有出汉唐之上者” (陆游:.《吕居仁集序》) 的宋朝在以指南针为代表的航海技术、以中医药剂为代表的海洋药学、以赵汝适《诸蕃志》为代表的海洋地理文学、以“妈祖”为代表的海洋宗教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对外交流与国际传播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市舶之利, 颇助国用, 宜循旧法, 以招徕远人, 阜通货贿” (徐松:《宋会要缉稿·职官》) 思想的指导下, 宋朝一直秉持友好交流、和平共处的外交态度, 自由宽松、活泼开放的文化传播氛围, 以及积极参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国姿态, “所以晖赫皇华, 震慑海外, 超冠古今”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神舟》) , 成为当时世界上文化繁荣、经济强盛, 令海外诸国无比向往的神州大地。由此可见, 唐宋两朝在利用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海外贸易的同时, 又能凭借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与时俱进, 紧跟世界海洋文化的发展步伐, 广泛参与到世界海洋文化交流的大潮中。不仅将本国的文化产品、贸易理念推广至沿线各国, 更将中国海洋文化中互利共赢、和平友善、锐意进取、多元崇商的基本精神宣介到了沿线各地, 从而在中国海洋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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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今“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 我们应继承和弘扬唐宋时期我国重视海洋文化对外传播的优秀传统, 学习古人积极参与世界海洋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经验, 找准当代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定位, 丰富海洋文化国际传播宣介活动的内涵, 加强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入交流与沟通。做到既要汲取古人智慧, 也要与时偕行;既要打造能够代表中国海洋文化的符号标识, 也要创建与中国国力相适应的现代海洋文化产业品牌, 同时着力传播中国海洋文化步入新时代后的新思想、新内容, 在建设世界海洋强国的道路上, 不失时机地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推广传播出去。

以人为本、开放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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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中国海洋文化传播的新理念

唐宋两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将沿线各国纳入到自己的商贸和文化交流的范围, 并始终秉承和谐友善的原则, 通过与各国友好的交往与互动, 增信释疑, 以人为本、开放包容, 旨在搭建彼此间沟通的桥梁, 形成海洋文化传播的良好局面。据史书记载, 唐朝时就已有唐人移居海外, 至有宋一代, 随着海上贸易规模与海上文化交流范围的不断扩大, 宋朝百姓举家移居到真腊、高丽、爪哇、龙牙门等地的情况已是屡见不鲜, “男女兼中国人居之” (汪大渊:《岛夷志略·龙牙门》) , 形成了著名的华人城市——新加坡。这些海外移民不但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习惯与生活方式, 更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同海外各国的沟通与交流, 使中国海洋文化借助于海洋贸易、海洋移民等载体远播到世界各地。与此同时, 随着海外商贸以及各国文化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 来华旅居甚至永久定居的外国人也逐渐增多。“诸国人至广州, 是岁不归者, 谓之住唐” (朱彧:《萍州可谈》卷二) , 从而形成唐宋时期独特的“蕃坊”“蕃市”“蕃学”等现象, 并且形成了“蕃人治蕃、蕃坊自治”的管理体制。自由的人口流动与开放包容的精神, 使得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及制作技术逐渐流传海外, 甚至影响了多国的文字创造、建筑样式及普通民众的生活习惯。沿海人民共同的“妈祖”信仰在宋朝时日渐兴盛起来, 朝廷曾先后14次对“妈祖”进行加封, 将这一代表沿海人民勤劳、勇敢、无畏的女性形象逐渐定性为海洋守护神, 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不断传播到沿线各地, 成为如今东南亚地区平民百姓心目中颇具影响力、号召力的宗教信仰。而“妈祖”代表的博爱为民、勇敢坚强、不屈不挠、尊礼重孝的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品质也逐渐深入人心。她既代表着海外华人和沿海地区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 也是对中国海洋文化精神内涵的丰富表达。因此, 在中国海洋文化国际传播的过程中, 我们仍须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沟通, 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始终保持和谐友好的交往理念, 因为只有相互尊重, 才能共赢共存。既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上开展丰富的跨境文化交流活动, 也要从我国自身做起, 构建国际化、多元化的以人为本的较为宽松的文化传播氛围。遵循开放包容的理念, 在挖掘中国海洋文化丰富资源的基础上, 对内加强民间思想的政策引领, 对外传递具有中国海洋文化鲜明特色的声音, 拓宽海洋文化国际传播的渠道, 从而架设起以政治导向为基础, 以经济推广为手段, 以和谐共处、文化交融为目的的友好桥梁, 以推动中国海洋文化在国际上的进一步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当前中国海洋文化国际传播的进程中, 我们既要继承和汲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历史经验, 借鉴古人在中国海洋文化对外传播中的成功方法和理念, 夯实和丰富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底蕴与时代内涵, 也要紧跟世界海洋文化发展的潮流, 在新时代努力讲好海洋文化发展的中国故事, 构筑起中国海洋文化国际传播的新桥梁, 从而谱写出中国海洋文化对外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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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刊于《湖湘论坛》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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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威，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