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桂林等：新形势下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建设的动因

传统海洋发展思维难以适应当今发展需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为海洋共同繁荣注入新的活力。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的思想深深植根于西方战略文化。传统的国际海洋秩序是以欧美国家为主导，从利己的角度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国际海洋法律、政策，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失语的不利地位，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失衡已久。
! X/ t7 \- E8 [2 L' a5 Z2 s各国逐渐认识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在解决复杂棘手问题中的局限性，现行的联合国海洋治理体系需要稳中求变、变中求新。如何有效解决全球各国面临的海洋政治安全、经济合作和生态环境问题显得尤为迫切，亟需一种新理念、新路径指引人类发展。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新的价值指引。特别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一种通过共同分享海洋发展机遇、共同应对海洋威胁挑战和共同和平利用海洋的全新理念，将理念融入于实践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和示范。
4 j# J4 [9 N1 N6 R% i国际海洋议题陷入囚徒博弈困境，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有利于形成新的突破口。从现有国际海洋实践中的海洋控制型议题、海洋开发型议题和海洋治理型议题来看，海洋控制型议题如海洋军事、海洋争端、海洋冲突与海洋战争等一直是矛盾的集中地，相关议题难以推进。低效的全球海洋治理导致全球海洋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海盗、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活动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由于海洋控制型议题的进展不利，海洋开发型议题和海洋治理型议题实施也事倍功半，尤其在海洋环境治理方面表现更加突出。海洋正成为“人类最大的垃圾回收站”，每年漂流、倾倒入海的塑料垃圾达800万吨，90%的垃圾没有得到有效回收利用，而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不尽完善，治理的手段、资源、意愿等无法完全满足治理目标的需求。事实促进认知，各国逐渐认识到现有海洋实践的不足，对海洋合作性和包容性观念产生新的变化，这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孕育提供了土壤。由于海洋控制型议题收效甚微，各国纷纷将目光投向海洋开发型和海洋治理型议题。在追求和谐、包容海洋秩序的背景下，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各国海洋治理提供了鲜明的行动导向。
# Q5 I8 j  ]) h+ y# m城市间跨国合作有利于自下而上地形成国家间合作纽带。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如何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个宏大的课题。在海洋命运共同体实践中，早在2013年中国就已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主动成为实践先锋，开创了全球海洋治理新局面，但也遭到了传统欧美强国的抵触。国家间的战略合作涉及层面广，受战略规划、地缘政治等方面影响较大，很多时候会出现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的局面，因此需要另辟蹊径。相对来说国家之间的城市合作较为容易开展。因此在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实践中，通过建设试验区开展城市间的跨国合作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可选择历史矛盾较少、冲突程度较低、海洋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作为试验区，弱化合作中的政治因素，通过城市间的跨国合作自下而上地形成各国海洋合作的基石。试验区可以通过经济合作促进生态治理和文化交流，同时发挥试验区先行和示范作用，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共建共享理念，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积累实践经验，不断丰富海洋命运共同体实践体系。
  
文章来源：节选自《对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建设的战略思考》，原刊于《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期
作者：戴桂林，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林春宇，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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