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游历非洲的旅行家

leejiafu · 发表于海洋人物 2022-11-24 14:31:16

对马可·波罗、徐霞客大家都不陌生，但是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叫杜环的旅行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多个第一：
他是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游历非洲的中国人；
他所著的《经行记》是中华文明有关阿拉伯帝国、非洲国家最早的第一手记载；
他在唐初基本上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到达非洲，并从红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返回广州港。
这在交通相对不发达的唐代可以说是一场华丽的探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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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环在唐朝与大食（阿拉伯帝国）进行的怛逻斯(Talas，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市)战争被俘，被带至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从塔什干一带，渡锡尔河，到撒马尔罕一带，又经阿姆河到再到大食阿拔斯王朝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河州地带“亚俱罗”（也有一说认为“亚俱罗”是库法城），并参与了新都城巴格达的修建，后随阿拔斯王的使团考察北非，先后在中亚、西亚、北非十余国游历和生活过，于公元762年附商船从海路回到广州，10余年间异域耳闻目睹，真实地记入《经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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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战争引发的东西文明交汇

关于杜环的传奇还要从唐代初期纷乱的边疆局势说起。

唐朝建国后的一百年间，崛起的大食对唐朝边疆主权挑战愈演愈烈，并夺取了诸个唐朝属国，属于“昭武九国”的石国是其中之一。

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杜环随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石国国王谢罪求和，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但暗中引兵袭击，俘虏国王，屠杀老弱部众，获石国财宝无数，并在长安处死了石国国王，受到皇帝封赏。石国王子逃往西域，向各国述说了唐军的行径并联合大食共攻“安西四镇”，大食王派遣呼罗珊军往援。

高仙芝认为先下手为强，751年7月，高仙芝与拔汗那兵共2万余人深入700余里与大食激战于怛逻斯河附近，鏖战5日，由于葛罗禄部众反戈，与大食夹攻唐军，高仙芝大败，士卒死伤惨重，大量唐朝人被俘往康国，杜环也在这批俘虏中。

《新唐书·高仙芝传》记载了这段历史：（天宝）九载，讨石国，其王车鼻施约降，仙芝为俘献阙下，斩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同书卷《西域传·石国》所记也大致相同：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其无藩臣礼，请讨之，王约降，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俘以献，斩阙下，于是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逻斯城，败仙芝军，自是臣大食。

怛逻斯战役在世界政治、军事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另外，怛逻斯战役被俘的士兵中，有大量的工匠、画匠、造纸匠，他们先后被带往康国的撒马尔罕和阿拔斯王朝“亚俱罗”，造纸匠在撒马尔罕开张营业，纸张从此进入了穆斯林世界，造纸术开始传往西方，逐渐取代了西方传统的羊皮纸和草纸，在世界文化史上引起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使得此次战争产生了与主观动机相去甚远的奇特效果，战争本身也在某些方面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交流。

杜环跟随大食军队回到了阿拉伯帝国，而他的传奇旅程也是从那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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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巴格达落成

当时的阿拉伯帝国正值黑衣大食战胜白衣大食，并初建新都巴格达。怛逻斯战役中被俘的唐朝人最初被收在黑衣大食的呼罗珊军中，经过阿拉伯将领反复争夺后，他们被阿拔斯王带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河洲地带“亚俱罗”，既拱卫都城巴格达又参加了巴格达城的修建。

由于当时的航海技术尚不发达，因此，陆路的丝绸之路在国际贸易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阿拔斯王认识到，同航海贸易相比，通过横亘中亚的丝绸之路获得唐朝商货是得不偿失的，商路上有着多到无法计数的民族和独立王国，道路险阻，气候恶劣，倘若长途贩运，其货物只能靠畜驮的落后搬运方法，使成本不高的货物价格十倍、百倍地被抬高，难免中间盘剥。

阿拔斯王设想通过建立新都巴格达，便无派军队夺宝之必要，而是坐待诸国商人万里迢迢地前来献宝。因此，巴格达必然要成为国际贸易的大都会和重要枢纽，国际商道也就发生了改变，对海洋贸易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杜环记录了巴格达空前的建筑规模：“郛郭之内，里阳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

杜环在巴格达的建设者中，见到了几位唐朝工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批；织络者，河东人乐隈、吕礼”。

织造高级丝绸的机器——绫绢机已出现在巴格达市场上，自然会有善于使用它的中国人在那里，那便是《经行记》提到的“织络者”等匠人。

雅古特《地名辞典》卷一记载了“巴格达”——这一阿拉伯帝国都城名称的一种来源。“巴格达”一词源于伊朗语，“达”意为“赐予”“礼品”。据说，巴格达原本是个市场，唐朝商人带着他们的货物到那里经商，遂获巨利。当时伊朗人称唐朝皇帝为“巴格”，因此，他们用“巴格达”表示：国王的恩赐。这虽然只是关于“巴格达”来源的一种解释，但是也从侧面反映了唐朝对中亚的影响。

杜环以其对建筑设计的理解和对东方文明的掌握，使得他在此期间逐渐被当地官员提升，成为督建城市建设和参与工程设计的一员。杜环在离开大食国之前，巴格达城已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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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北非

公元760年，杜环随呼罗珊军团一路西行到达耶路撒冷。在这里，阿拔斯国王曼苏尔亲自接见了杜环，对杜环进行赏赐。由于杜环的官宦出身，他可能在阿拔斯国王派遣使团厚礼遣送乔治王子返回东哥拉时，也在使团之中，因而得以实现他的非洲之行。

据学者论证，杜环应从地处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中心区域、而且作为重要的经济、贸易港口城市的巴士拉出发，陆行，越过苏伊士地峡，到埃及。对埃及，杜环沿用“大秦”这个古称，并对埃及医学备加赞扬。后“渡大碛”，即走沙漠之路，经巴尔卡绿洲、利比亚费赞、奈富萨、祖伊拉、瓦尔贾拉、萨杰拉马萨。

《经行记》里对摩邻国，有这样的记载：“又去摩邻国，在秧萨罗国西南，渡大磺，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食鹊莽。鹊莽即波斯枣也。瘴厉特甚。”

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中，以马林迪为唐代所称的摩邻国，也有学者认为杜环到达了埃塞俄比亚，多数国内学者认为摩邻国是摩洛哥。但不论哪种说法，杜环都是无可争议的到达了北非。《经行记》虽然只留下了一些片段，而关于非洲的观察却是相当敏锐和精当。

杜环游历北非，也是在公元初年罗马的探索者深入非洲内地和发展非洲东岸的沿海贸易之后，生于非洲之外的外国人第一次记述非洲的情况。之后，要到10世纪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赫克尔和曼苏地才亲自考察非洲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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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返程

公元761年，杜环被免去俘虏身份，自此可以自由出行。重获自由的杜环归心似箭，立刻起身从埃及取道红海，并搭乘前往大唐的商船，经过数月航行，于公元762年终于在广州港靠岸，返回了阔别11年之久的故土。

杜环返程回国，走的是当时最长的海上交通路线——广州通海夷道，即今天“海上丝绸之路”西线的前身。

“海上丝绸之路”雏形在秦汉时期便已存在，已知有关中外海路交流的最早记录来自《汉书·地理志》，当时中国已与南海诸国接触。

到了唐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在陆上战乱频发的年代，海上丝绸之路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唐代中后期，随着海路贸易的繁盛，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贸船队已经形成了一条前往中国的固定航线，从阿曼的苏哈尔或者波斯湾北岸的西拉夫起航，沿着印度西海岸，绕过马来半岛，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

在唐代市舶司的记载中，按照国别记载的各国商船，包括南海舶、波斯（阿拉伯）舶、婆罗门舶、狮子国舶、昆仑舶等十余种。在唐代南方市井俗语中，波斯人通常被称为舶主，诗人元稹的《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中有“舶主腰藏宝，黄家砦起尘”的描写。这条航路在唐代人贾耽撰写的《广州通夷海道》有详细的记述，并且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中得到了印证，从巴士拉到杭州，海路全程仅仅需要87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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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行记》的历史意义现据《通典》和张一纯先生《经行记笺记》来看，残存《经行记》记述公元8世纪中期中亚、西亚乃至北非的拔汗那国、康国、师子国、拂菻国、摩邻国、波斯国、石国、碎叶国、大食国、未禄国、苫国等国的地理环境、物产民俗、宗教、法等重要内容，为我们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并且弥足珍贵地记载了中华文明对中亚、西亚以及阿拉伯国家的浸染，尤其是以纺织、造纸为主的科技文化西传的最早记录。《经行记》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是中华文明有关阿拉伯的最早的第一手记载。

《经行记》从唐代以来即被学者重视和沿用。由于该书的散佚，给今天留下了许多迷惘，诸如该书何时撰写，是在游历途中还是回国之后？书的篇幅长短，书的全貌以及全部内容均不得而知，对杜环此行的起点，所到国家，经过路线，中外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如唐史专家岑仲勉先生所言：杜君卿(佑)与环既同族，不将《经行记》全部纳入《西戎典》，而使人莫视全豹，是亦天壤间一恨事。

《经行记》所记载的大量物品那时尚未完全传入中国，杜环的介绍势必引起唐朝人的重视，丰富了唐朝民众的视野。从大量资料分析，在纸张传入中亚、西亚和南亚各地之前，这些地方还在使用树皮、羊皮、贝叶和埃及苇草当作书写和纪事材，《经行记》见证了这一过程。同时，《经行记》载录了8世纪中叶的阿拉伯宗教的发展状况，专门记载了大食法、大秦法和寻寻法这三大在当时阿拉伯世界流行的宗教。

“诸国陆行之所经也。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其寻寻蒸报于诸夷狄中最甚。当食不语。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

在描述巴格达的早期情况方面，《经行记》提供的资料比现在的任何种阿拉伯文史料都要早百年以上。因此，《经行记》对巴格达市场繁荣景象之记述，正可与阿拉伯的史料相互补充、参详。《经行记》已成为研究兴建中的巴格达的异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它是中国人民同西亚各国人民之间的源远流长的文化交往与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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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薛宗正.论高仙芝伐石国与怛罗斯之战[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7（03）
[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J].回族研究，1991，（01）
[4]宋岘.唐代中国文化与巴格达城的新建——（唐）杜环《经行记》新证之一[J].海交史研究，1988，（01）
[5]艾周昌.杜环非洲之行考辨[J].西亚非洲，1995，（03）
[6]沈福伟.唐代杜环的摩邻之行[J].世界历史，1980，（06）
[7]王珽.摩邻：中国中世纪关于西非洲的记载[J].中国史研究，2001，（01）
[8]许永璋.摩邻国在哪里[J].河南师大学报,1982，（04）
[9]张海燕.破浪逐梦广州港 [DB/OL]，人民网，2014-08-29
[10]卜松竹.第一个游历非洲的中国人是从广州港回来的 [DB/OL]，广州日报大洋网，2017-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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