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史以来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水文

从有史以来到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水文，水文萌芽和发展较早，但后期受到封建制度制约，发展则不快；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水文，开始进行水文观测、水情传递、水文资料整编和水文分析计算，但发展非常有限，并且极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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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距今4000多年前的大禹治水时，经过调查研究，认识了水势，采取疏导措施，取得了成功。说明当时已经懂得了治水必须先知水，并且已经有了初步的水文调查意识。

公元前251年，秦国李冰在四川岷江都江堰工程上设立“石人”观测水位；到隋朝，改用木桩、石碑或在岸边石崖刻划成“水则”观测江河水位；宋朝熙宁八年（1075年）重要的河流上已有记录每天水位的“水历”，宋朝“吴江水则碑”把水位与附近农田受淹情况相联系；明、清时期，水位观测已较普遍，并乘快马驰报水情。另外，江河沿岸还有许多重要的枯水石刻和石刻水则以及古水尺，例如四川涪陵河道中的白鹤梁石鱼，记录了自764年以来1200年间川江72个枯水年的特枯水位；1110年，引泾丰利渠渠首渠壁的石刻水则，用来观测水位（水深），以便推算引水水量（流量）；1837年，在长江荆江河段郝穴设立古水尺，用以观测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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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甲骨文字中有降雨的定性描述。从秦朝开始，历代都有要求全国各地报送雨量的制度。宋淳祐七年（1247年），秦九韶的《数书九章》一书中记有“天池盆”测雨的具体计算方法。明洪煦元年（1425年），制成统一尺寸的雨量器，在全国各地观测雨量。清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逐日记录北京的天气情况和降雨、降雪的起止时间以及雨雪大小的定性描述，即称《睛明风雨录》，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停记，但可惜的是没有定量记录。战国时期的慎到（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15年）曾在黄河龙口用“流浮竹”测量河水流速；汉朝张戎在元始四年（公元4年）提出“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说明当时曾对黄河含沙量做过测量。宋元丰元年（1078年），开始出现以河流断面面积和水流速度来估算河流流量的概念。

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开始有《山海经》、《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式》等水文地理书籍。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则是其后的一部水文地理著作。明末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中载有岩溶考察初析内容，并正确指出金沙江为长江正源的论断。

成书于大约公元前5世纪的《黄帝内经素问》和公元前239年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圜道》篇书籍，都提出了水循环的概念。西汉张戎最先认识黄河下游易决溢的主要原因是泥沙淤积，并主张靠河水冲刷力来排沙。东汉王充所著《论衡》一书中第一次指出海洋潮汐大小与月亮圆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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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成功地修建了一些水利工程，如春秋战国时期芍陂、刊沟运河、都江堰，秦代的灵渠，隋代至元代修建成的南北大运河等，都比较符合所在地区的水文情势而长期发挥作用，并说明修建时已有初步的工程水文知识。

总之，从有史以来到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水文，水文萌芽和发展较早，但后期受到封建制度制约，发展则不快。随水利建设的发展而发展，在工程水文、水循环的定性描述、水文地理研究诸方面都有较好的业绩；水文测报开始较早，并逐步发展到一定规模。但大多数水文观测时断时续，观测记录和工程水文资料档案均未能系统保存下来，技术经验也未能很好地总结流传。明、清以来，由于西方诸国科技迅速发展，中国水文从早期的先进转变为相对落后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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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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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入侵，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从清咸丰十年（1860年）起，帝国主义者控制的海关，陆续在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和福州等港口（码头）设立水尺观测水位，为其侵华舰船航行服务。还在各地教堂设立测候所，收集降水量等气象资料，分别有北京（1841年）、香港（1853年）、上海徐家汇（1873年）等。

清宣统三年（1911年），成立江淮水利测量局，中国开始掌握近代水文测验工作。民国三年（1914年）成立全国水利局。其后，陆续成立广东治河处、顺直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太湖水利工程处、导淮委员会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等流域机构，主持开展各流域的水文工作。民国十九年（1930年），全国建设委员会设立湘鄂湖江水文总站和岳阳水文分站，负责洞庭湖地区水文测验工作。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内设水利处，负责管理水利（含水文）业务，另设中央水工试验所。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全国有水文站409处、水位站636处、雨量站1592处。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全国经济委员会撤销，成立经济部。中央水工试验所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设立水文研究站，统筹西南各省水文测验工作。民国三十年（1941年），成立水利委员会，下设工务处第四科主管水文与勘测。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中央水工试验所改为中央水利实验处，主持全国水文测验业务。抗日战争胜利后，水利委员会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迁回南京，水文研究站改名为水文研究所。次年6月，水利委员会改组为水利部，内设水文司，管理全国水文事业。经过长期战争，全国水文工作大多停顿。至新中国成立时，仅接收水文站148处，连同其他测站，总计为353处。

在此期间，引进了一些西方水文技术。先后根据一些潮位资料，确定了吴淞、大沽等水基准面，开始用近代水文仪器作水准和地形测量。水位、雨量观测开始用自记仪器。流量测验采用流速仪法和浮标法。泥沙测验采用取样过滤法。水文测验组织形式有驻站与巡测两种并存方式。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起，一些流域机构制订水文测验规范文件。民国三十年（1941年）中央水工试验所成功研制了旋杯式流速仪并建立了水工仪器制造实验工厂，开始生产现代水文仪器。从光绪八年（1882年）起，在每十年一期的《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上刊布雨量、水位月、年特征值统计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内政部出版了《全国雨量及水文报告》；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出版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的《全国水文报告》和《全国雨量报告》。

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山东济宁和河南开封之间，首次用电报拍报水情。以后，各河陆续使用。民国十九年（1930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布置长江干流各测站每日向该院气象研究所电报拍报水位；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制定了报汛办法。抗日战争前，在编制《永定河治本计划》、《整治运河计划》和《导淮工程计划》时，都用欧美方法做过水文分析计算。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在编制赣江流域规划时，曾用单位线法按设计暴雨推算设计洪水。一些学者在流域水文和泥沙研究方面做过一些开创性的工作，还发表过有关水文的专著、论文。

民国四年（1915年），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开始招生，随后有清华、北洋、中央、武汉等大学，培养水利人才，并均先后开设有关水文学课程；还有从国外留学归国的水利科技人员，他们组成了旧中国水文工作的骨干。

总之，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水文，开始进行水文观测、水情传递、水文资料整编和水文分析计算，但发展非常有限，并且极不稳定；随着帝国主义者侵略为目的在中国进行水位、雨量观测之后，中国政府引进了一些西方水文技术，开始进行了一些近代水文工作，但因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而我国外受列强欺凌，内为旧的社会制度束缚，国力日衰、战争频仍，经济建设发展非常缓慢，水文工作大多停顿，并处于薄弱、动荡的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