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着读着专业没了”,是什么决定了专业“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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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３１日，学生们在贵阳北站换乘开往花溪大学城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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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９月开学季，多所受疫情或高温影响延期开学的高校也陆续迎来新学期。而对于在校生和往届生而言，“读着读着专业没了”或当年就读的专业被母校撤销，都可能不是小概率事件。

　　安徽省日前印发通知称，连续３年就业去向落实率低于６０％的专业暂停招生，引发公众讨论。几乎与此同时，“８３所大学取消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登上微博热搜榜，一起将高校专业设置与撤销话题重新搬回公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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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专业调整屡见不鲜。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至今，共有２６５种新专业纳入本科专业目录，新增本科专业布点１．７万个，撤销或停招１万个。

　　在受访专家看来，高校专业的增减变化本质上服务于学科目标和社会需求，但由于不少高校在设置时缺乏长远规划，仓促“上新”，致使专业名目繁多，需要不定期“修剪”。伴随专业调整的还应有反思，设置时不应一哄而上，撤销时也应慎之又慎，做好善后工作。

　　被裁撤因为“不好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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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此次印发的《深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改革服务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的通知》明确，控制社会需求不足、就业去向落实率低的学科专业招生规模，连续３年就业去向落实率低于６０％的专业暂停招生。

　　安徽省并非孤例。《中国报道》记者不完全梳理发现，近两三年时间内，已有河南、山东、重庆、江西、福建等地的政府或高校出台文件，对某些专业扣减招生计划乃至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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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李立国向记者介绍了高校设置专业时的几种考虑：专业构成学科基础，因此首要出发点即为优化学科布局；其次要适应社会发展需求，需求越多的专业划分就越精细；再次是考虑到国家战略需求，比如开设国家安全学专业、芯片半导体领域专业等。

　　在李立国看来，对专业进行动态调整是高校办学的常规动作，专业被撤销大多源于知识体系本身的演化。他以信息与计算机专业举例说，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衍生出很多新的专业，使计算机专业和其他学科交叉，新的专业名称和专业内涵将其取代后，自然需要进行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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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个误区需要纠正：专业被撤销不代表专业不好，且撤销的是专业布点，不意味着该专业在所有高校消失。例如，近几年被很多高校取消的法学专业就出现在教育部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法学学科成功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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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在安徽省亳州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的２０２０年高校毕业生（校企对接）专场招聘会上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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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从现实看，除正常调整以外，部分专业被撤销则属另有隐情。首要原因便是高校扩招。梳理发现，１９９８年我国高校招生人数为１０８万，次年扩招政策实施后增加了５１万；２００３年，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在校人数突破１０００万，２０２１年这一数字已达３４９６．１３万。学生群体日渐壮大，需要足够多的专业进行吸纳，建设大而全的综合性大学也成为众多高校的选择。

　　扩招背景下，高校还拥有专业自主设置权。“一般是备案制，高校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就可以。”李立国口中的备案制，在教育部２００１年发布的《关于做好高等普通学校本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中有明确提及。彼时，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在内的７所高校开始以备案制形式试点自主设置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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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指出，高校除可以根据２０１２年版本科专业目录自行设置以外，还可以申报目录外的新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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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立国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不排除一些高校出于迎合社会热潮或吸引生源等功利性目的，盲目设置学科，随意添置专业。他尤其指出，部分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拍脑袋上专业”，虽然也经过了一定的程序论证，但“程序很难约束个别领导的意志”，导致专业在缺乏足够学理基础和广阔社会应用面的情况下被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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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政策，专业的设置和调整由教育部每年集中进行一次。最近一次发生在今年２月，据教育部发布的《２０２１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显示，新增本科专业３１个，新增撤销专业点８０４个，创下近几年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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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炙手可热的专业如今已位列撤销榜前几名，排在第一位的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过去５年，共被８３所大学撤销。有高校教师将其原因概括为：“专业大而全，空泛，特色不鲜明，主干课程核心竞争力不强，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独特的专业技能，也缺乏明确的就业方向。”位居撤销总量前列的还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服装与服饰设计、产品设计和信息与计算科学等专业。

　　建立预警与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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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撤销还是保留，与就业率直接挂钩。翻看多地出台的文件不难发现，就业率几乎一致成为专业调整的主要衡量指标。

　　在安徽省决定对“连续３年就业去向落实率低于６０％的专业暂停招生”之前，已有省份提出了类似的量化方案。例如，今年５月，江西省教育厅发文称，对毕业去向落实率低于５０％的专业点，给予黄牌提示，相应扣减高校招生计划；对连续两年毕业去向落实率低于５０％的专业点，给予红牌警示，责令其停止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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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４月，海口举办“战疫情·促就业”招聘会。

　　“学科本身的发展要符合社会需求。”李立国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在他的观点里，高等院校作为培养专门化人才的机构，理应重视就业导向，尤其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仍需要大量的人才供给。

　　那么，机械地划定“红线”是否合理？事实上，该种尝试并非地方首创，最早出现在２０１１年教育部的相关部署中。彼时教育部称，将探索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和重点产业人才供需年度报告制度，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６０％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李立国认为，安徽省的新规将两年时间延长为三年，有一定合理性，是考虑到疫情对就业有影响以及教育的滞后性，实际上也为相关改革留出了缓冲期。

　　中国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划定“就业率不低于６０％”的红线更多是从可操作性角度考虑，但仅以就业率决定专业“生死”，实则不够科学。“假设有４所高校开设有同一专业，该专业就业率低于６０％，说明至少有两个学校仍有必要继续开设，而不是４所高校都要取消该专业，不然会带来新的问题。”储朝晖举例阐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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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仍有很多专业被撤销已经是一种既定的趋势，学生付出的代价无疑最大。微博、知乎、豆瓣等平台上，不乏一些求助帖，“读着读着专业没了是一种什么体验”“专业被取消后挂科了怎么补考”……

　　通过与学生接触，李立国观察到，随意设置专业、招徕学生，对学生的伤害体现在就读过程和求职期间。他以找工作举例称，专业消失或者不旺盛，导致招聘单位可能不知道该专业的存在，或者专业不在招聘名录内，给毕业生求职带来很大困扰。对于就读期间挂科但专业“后继无人”的情况，李立国提到，学校应派老师单独辅导，并给予学生补考机会，“这是高校的法定责任和义务，否则学生可以维权”。

　　被撤销专业如何有序退出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贵州省教育厅曾发文确立预警与退出机制，要求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较低（就业率排名倒数前十名）且布点较多的部分专业列入预警专业名单，连续３次列入预警名单的专业，除个别特殊专业外，将实行退出机制，停止招生。

　　文件还称，“设置有预警专业的高校要加快研究预警专业的社会需求和人才培养模式，评价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分析专业教学和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截至２０２１年，贵州省已连续４年发布预警专业名单，最近一次共对法学、数字媒体艺术、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事业管理、汉语言文学等５个专业点亮“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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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观点认为，目前很多高校的预警机制具有滞后性，即往往对已经“出问题”的专业进行警告，而非基于该专业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及早干预。但也有观点指出，尚无更好的应对举措时，预警与退出机制在现阶段不失为一种有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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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调整专业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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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徽省发布的文件里，除了要暂停就业率较低的专业招生外，还强调了扶强特色学科，保护和发展中医、中药、考古学、徽学、非遗、诗学、戏曲等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冷门学科。

　　李立国认为此类专业具有战略性质，不能用市场逻辑看待。“个别专业未来可能面临找工作的问题，但由于一方面招生数量少，另一方面在开办时带有一定的计划性，学生更多是定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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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十四五”期间中国需要的“双碳”人才数量在５５万至１００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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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报道》记者注意到，与撤销相对应，紧跟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成为高校的纳新对象。例如，“智”字当头的人工智能相关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智能电网信息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等“双碳”领域相关专业。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从教育本身看，无论专业怎样增减变化，终究是要让更科学的专业设置带来更好的高等教育。从这一角度看，储朝晖表示，仅撤销或新增专业或许还不够。

　　他回顾道，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最早学习苏联，和计划经济体制相衔接，是社会分工体制对高校作出的安排，上世纪９０年代毕业生开始由按需分配实现自主择业。“但从近几年的专业反复拆并可以看出，用设置专业的方式很难满足社会需要，多数毕业生所从事工作与就读专业间的相互关系越来越远。”他认为，这进一步证实在人力资源市场中，高校专业设置的价值和意义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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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朝晖提到，高校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时又遇到一个新问题——不规范的学分制。“目前我国高校的学分是‘软性’的，即学分价值不等值，部分学生投机取巧，上一些‘水课’也能获得学分、拿到学历，但他们的知识结构有很大欠缺。因此，仅仅是调整专业的方式，实际上很多问题仍会存在。”储朝晖说。

　　本世纪初，按学科大类招生的序幕由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拉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百余所高校跟进。李立国向记者解释说，做法大致是大学一二年级不分专业，学生按人文类、社科类、工科类等大类培养，上统一的课程，大学三四年级再根据自身所长选择专业，总的来说更注重通识教育。

　　对此模式进行评价时，储朝晖表示肯定，他认为大类培养以及扩大专业面、加强学科交叉，为不同专业间的交流提供了路径，也让学生拥有试错空间，减少了初选专业时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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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朝晖强调，目前要做进一步探索，首先避免高校设置专业时脱离实际，无限向下细化窄化，再在大类招生的基础上让学生凭兴趣自主选择专业方向和选课，拥有更宽的视野。“当然，选课要有专业的规范指导。”他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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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陈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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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新华网、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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