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海洋牧场”，三亚十年磨一剑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柳昌林、陈凯姿、杨冠宇

2021年4月1日，工作人员在海南三亚蜈支洲岛海域投放人工鱼礁（张丽芸/摄）

想象一下，在蔚蓝的水下搭建一座“城堡”，珊瑚、藻类丛生，鱼虾、贝类聚集。你潜入水下，像在辽阔的草原上赶着成群的牛羊一样“放牧”海洋生物，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在海南三亚，人们梦想中的“海洋牧场”被搬进了现实。当地通过投放人工鱼礁、移植珊瑚、修复海洋环境等，在蜈支洲岛海域建成了我国首个热带海洋牧场。目前，三亚蜈支洲岛海洋牧场里生活着数百个海洋生物物种，这座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诺亚方舟”已悄悄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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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共建

“海洋牧场”，就是在海底给鱼儿们“盖房子”，将各种形状不一的水泥框架、旧铁船等人工鱼礁进行定点投放，为珊瑚、海藻的生长提供附着点，吸引各类鱼、虾、蟹、贝等海洋生物前来觅食、栖息和繁殖。

蜈支洲岛位于三亚海棠湾内，呈不规则的蝴蝶状，周边水域海水最高能见度近27米，风光旖旎。这个国家5A级景区一度被誉为旅游“金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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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太多了，一根咸菜都能钓上来一大筐。”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副总裁丁峰回忆当年的情景满是感慨，2000年开业以来，旅游区仅垂钓项目就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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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周边渔民长期过度捕捞和海域生态环境恶化，2008年后的吊钩放入海中久不见动静，让旅游区的管理者们感到压力骤然在肩，只能忍痛割爱，全面停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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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四处‘寻方问药’。”丁峰还记得，那时只要有能改善海洋环境的方案，旅游区都会打听和研究。2010年左右，国家农业部门提出建设“海洋牧场”，蜈支洲岛旅游区当即决定邀请专家、集中投资，按下海洋牧场规划启动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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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一望无际的大海里建牧场，难倒了一个个门外汉，即便研究热带海洋保护的专家们也直摇头，包括大家力荐的海南大学海洋学院教授王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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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王爱民的话来说，让一个研究水产养殖的来设计牧场，有点赶鸭子上架。但谁也想不到，他却全程参与了蜈支洲岛海洋牧场建设，成了跨界科学家。

“最开始是一知半解，甚至连人工鱼礁都没见过。”2011年，王爱民的投礁试验在质疑声中跌跌撞撞开始：设计了圆台形、三角形的混凝土鱼礁，各制作100个，装船后往海上运，再找几个点位卸下。

2021年1月20日，在蜈支洲岛海域海洋牧场，王爱民观察人工鱼礁上的珊瑚生长状况

负责现场操作的潜水员们，见大学教授天天往水里扔混凝土块，忍不住大笑：“这个石头块是用来炸水花的吗？”

那时，渔业知识渊博的王爱民心里确实没底。

好在海洋牧场的建设，并不是旅游区和教授的孤军奋战。自2012年以来，省市相关部门相继支持上千万元资金，在蜈支洲岛海域投下大量人工鱼礁和废旧船只，海藻和珊瑚也渐渐附着其上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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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一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开启。王爱民眼看着之前投下的鱼礁渐渐有了“声响”，信心也越来越足。他正式扛起重任，成为海洋牧场团队负责人，积极组织团队开展海洋牧场关键技术攻关，后来还进入了农业农村部第一批海洋牧场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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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常规投礁，在王爱民的牵头指导下，海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师生们设计了不同的“景观鱼礁”和雕塑进行投放，“海底村落”“海底博物馆”若隐若现，潜水爱好者流连忘返，海洋牧场的基础也打得更加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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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时的规划是从2010年到2020年，用十年时间建成海洋牧场。”三亚市农业农村局渔政监督科科长陈精渊说，作为蜈支洲岛海洋牧场的“业主单位”，三亚市农业部门和“设计方”王爱民团队、“执行方”蜈支洲岛旅游区一起，为了“梦想中的牧场”，举三方之力，努力达成“十年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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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长城

为了推进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牧场建设，蜈支洲岛旅游区早早成立了海洋部，潜水教练王丰国成为负责人，顺理成章接手了人工鱼礁投放现场执行人的角色。

在他看来，建设海洋牧场的难度，无异于在水下垒砌一座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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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示范区的门槛很高，要求投放3万空立方米人工鱼礁，而三亚近海都是陡坡，底子先天不足。”王丰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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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丰国从2010年开始协助王爱民搞科研，交情不浅。但教授画出的海洋牧场“大饼”，他听得云里雾里，很难不提出疑问：“那些水泥架子能把鱼吸引过来吗？”

鱼礁投放，并不像往水里丢石子儿那么简单。从码头装船，运到海上，再把礁体一个个投入水里。海底地形、地质要提前勘探，投放点位也要求精确，否则砂质一松动，鱼礁就会“失踪”，到头来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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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型人工鱼礁的重量超过10吨。王丰国和海洋部成员负责投放前“挂钩”和下水后“解钩”。这个看似平常的工作，实则暗藏巨大风险。有几次起吊的时候，锚链突然崩断，甩飞出去，差点击打到工作人员。在投放报废渔船后，他们又得潜入二十多米的水下，用钢丝和混凝土块稳固船体。

现场投放时，王丰国还要提前设置定位浮标。船到了，根据浮标下锚，人也跟着下水，一整天都泡在海里。有时候，船锚卡在鱼礁里，潜水员解锚时容易困在礁体中，一旦氧气耗尽就会危及生命。有船长说，王丰国就是“引航员”和“水下GPS”，他不来，船不敢抛锚。

更难的是投放后的运维。鱼礁多了，海洋生态系统慢慢恢复，鱼多起来了，也引来大量渔民前来抓捕。

“他们选择在晚上打开灯光围捕，渔船乌泱泱蜂拥而至，像大军压境。”王丰国说，渔网经常会挂在或粘连在珊瑚上，一拖拽，好不容易成活的珊瑚就会破坏殆尽。“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警告、驱赶、报执法部门，可嗓子喊破了也没人理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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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有时甚至在投礁现场下网。王丰国既愤怒又无奈，不得不带上助手，下水割掉和清理残留在礁体上的渔网。钻进鱼礁割网，很容易被藤壶刮伤，如果身体或装备被渔网缠住，最坏的情况就是连求救信号也发不出来。这几年，王丰国团队清理的渔网达10多万米。

2021年9月14日， 工作人员在海南三亚蜈支洲岛海域清理缠绕在珊瑚上的渔网和绳子（杨冠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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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的天敌除了渔网，还有啃食它们的海星和螺类。每个季度，王丰国都要和其他人冒着风浪下潜清理这些捕食者，有时候从20多米的水下上浮后，会感到头痛瞌睡，每年都要去医院做减压处理。

“我身上的伤痕已经多得数不清了。”王丰国说，被烈日晒、海胆刺、水母蛰，已然家常便饭。有一次，一只两米多长的水母，挂在了他的头颈上，脸和嘴唇瞬间红肿，伤痕三个月后才消失。

短短几年，王丰国身边的人已经换了三批。“大多数人因为吃不消选择离开，只有我一个人坚持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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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初成

在王丰国的电脑里，有一份记录蜈支洲岛海域2011年至2019年生物资源恢复情况的视频。从“海底荒漠”到“密林丛生”的过程，他介绍起来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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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蜈支洲岛海洋牧场申报获得通过，正式进入第五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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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维过程中，我们会定时下水进行巡检、观测、拍摄和记录，摸清鱼类资源情况。”王爱民觉得，海洋牧场生态系统是在“误打误撞”中恢复起来的。比如，一开始设计的是分散投放鱼礁，因为人力不足，堆在一起没人动，结果反而显示这种“偷懒”的方式更能吸引鱼类栖息。

作为项目执行的总负责人，丁峰认为“坚持的事总会有回报”：一共投下去几万立方米的人工鱼礁，包括21艘渔船；人工培育珊瑚苗成活率在80%以上，其中有一半以上被免费提供到三亚近海域开展珊瑚礁修复；每三个月就要到水下录一次视频，每年将视频素材进行比对，直到海洋生态恢复到适合珊瑚附着生长的条件……

2021年6月21日，蜈支洲岛海域进行最后一次人工鱼礁投放，50个方形、球形礁体，在吊机的操作下纷纷下水。风涌浪急的施工现场，陈精渊默默攥起拳头：“这意味着示范区的投礁工作全部完成。”

“城堡”搭建完成，鱼类找到了躲避天敌和赖以生存的栖息之所。

从藻类、藤壶、小型贝类、珊瑚到鱼类，王丰国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各种海洋生物的名字。当潜下水后，他惊奇地发现了颜色绚烂的海蛞蝓在鱼礁上舞动；他拍到了罕见的大法螺产卵画面；他还明显感觉到，巨型石斑的数量在成倍增加。从海军退伍的他，有种完成使命的自豪感。

2021年5月23日，这是蜈支洲岛海域海洋牧场中的圣诞树管虫（杨冠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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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蜈支洲岛海域鱼类在2011年数量基础上提升至少5到10倍，仅珊瑚就有120多种，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一次内部座谈会上，有专家当场质疑这些数据的真实性，而当一本本记录册、一张张照片被相互传阅后，全场掌声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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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基本建成，蜈支洲岛也走出了一条与时俱进的环保之路。”陈精渊说。

在蜈支洲岛，生活垃圾100%回收或下岛处理；游客被“智慧景区”系统错峰分流，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承载压力；“无纸化入园”“无纸化办公”成为常态。

丁峰感慨，蜈支洲岛海洋牧场的建设，不但让海洋生物集聚，也让游客对环保产生共鸣。岛上减少提供洗发水、沐浴露等日化洗涤产品；游客潜水时不能触摸珊瑚；观光车全部使用电能驱动；每年开展海洋垃圾清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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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鱼礁7.26万空立方米的海洋牧场，正在成为一座拯救生物多样性的‘方舟’。”20年前，丁峰在影视资料中见过蜈支洲岛海域的“海狼风暴”，他希望这样的鱼群，再次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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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4日， 海南三亚蜈支洲岛海域海洋牧场中的细纹凤鳚（杨冠宇/摄）

未来牧场

蜈支洲岛海洋牧场的定位是“休闲型海洋牧场”。陈精渊介绍说，这意味着不能大规模捕捞鱼类资源，但可以适度开发旅游项目，探索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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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单纯的大投入、大保护，把资源封锁起来，几年之后海洋牧场就难以为继，不可持续。”丁峰说，旅游区想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将保护和开发紧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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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蜈支洲岛海域，生态保护投入真金白银，市场开发却慎之又慎，严之又严。“水下漫步”，不能踩踏珊瑚和鱼礁；海钓严格控制数量；潜水时鼓励游客体验珊瑚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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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在海南三亚蜈支洲岛海域，游客在体验种植珊瑚（杨冠宇/摄）

近年来，蜈支洲岛海域每年潜水人次达38万，几乎是国内其他景区潜水人次总和。“这就是海洋牧场带来的效应，保护和经营，谁也离不开谁。”王爱民说。

谈到建设经验，丁峰认为是“不急于求回报”。10年来，蜈支洲岛海洋牧场以成熟的景区为依托，因地制宜进行改造，而不是盲目追热点，一哄而上。因此，在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没有营收。同时，有建设就得有管理，专业的管理机构，常态化的巡视护理，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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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建设永远是进行时。”王爱民谈到，尽管蜈支洲岛海洋牧场正在朝着规划的方向发展，但还是存在瓶颈和短板。比如，现行法律对渔民的约束性不强；由于政策问题，没有更多的企业加入到海洋牧场建设大军中来，以至于部分正在筹建的公益性海洋牧场出现“无规划、无人员、无管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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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蓝色是海洋，被黄色方框和红色文字标注的是正在规划的海洋牧场。在陈精渊的办公室里，这张《三亚市海洋牧场分布图》显得格外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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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海南岛周边规划了31个海洋牧场海域，从现在开始就需要精打细算。”王爱民说，最终目标是要将海洋牧场群打造成生态环境优质、生态系统健康、渔业和旅游文化资源丰富的“未来牧场”。

7月1日，王爱民光荣退休。闲不下来的他继续以顾问身份支持海洋牧场的研究工作，希望在蜈支洲岛探索出能在海南乃至全国推广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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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蜈支洲岛海域可以建成一个碳汇型海洋牧场，需要抓紧研究增汇技术。”王爱民说，我国是世界上贝类养殖最多的国家，贝类具有明显的生物固碳作用。随着今年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和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相继挂牌和获批设立，海南海洋牧场的“蓝碳规划”也纳入了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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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计划是现在重点开展经济贝类增汇技术和碳汇计量标准研究。”王爱民说，“当然，希望以后还能多潜几次水，特别是带领年轻学生们在蜈支洲岛海域继续探索海洋奥秘，让他们传承并完善海洋牧场这部巨大的作品。”

来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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