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凤，原名志丰，别号诗风，1903年8月11日出生于江西省赣江北部泰和县三都墟三派唐雅村。因家贫和战乱影响，21岁才进入中学。后得亦师亦友的伍献文提携，进入海洋科学创建和研究领域，施展才华，建功立业。
唐世凤成长经历
1928年夏，26岁的唐世凤，筹借旅费，只身来到南京，以高中二年修业资格考取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外文系，入校后随即转到理学院生物系。在借债、兼课的工读生活中，苦苦挨过四年多大学生生活。
大学毕业后，为了偿还读大学时的欠债，唐世凤远离家乡，到400多公里外、薪水较高的安徽休宁县担任省立二中生物教员。休宁县位于安徽最南端，是“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典型山区县。他从水乡泽国，一下进入十万大山。一切全靠步行，再也没有家乡的“舟楫之便”。
1932年，唐世凤受伍献文先生之邀，走出大山，进入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任助理研究员。1934年，受伍先生派遣，亲赴海南岛，参加并领导海洋生物调查队工作，历时10个月，从而开创中国海洋生物研究之先河；1935年，伍献文主持的“渤海海洋调查”（实际范围是渤海及北黄海），唐世凤全面协助并具体负责整个调查工作的计划、筹备和组织实施，缮写最后的调查总结报告。这次调查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海洋综合调查。
1937年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是我国第一个赴英国进修海洋科学、第一个掌握海洋潮汐科学的人。1939年获得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冲破重重障碍毅然回国。
唐世凤认为，中国的海洋科学必须大力发展，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在他的积极活动下，1946年在厦门大学建立我国第一个海洋学系，唐世凤为系主任，并兼任中国海洋研究所所长。1952年国家院系调整，唐世凤带学生和助教逺赴青岛，协助赫崇本建立海洋学系，开创了我国最大的海洋科学教学和研究基地。
伍献文慧眼识荆
伍献文（1900—1985），动物学家，鱼类学家，线虫学家。中国鱼类分类学、形态学和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毕业后先在厦门大学任教，1928年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生物学系教动物学。在这里遇到刚入学不久的唐世凤，并对这位勤恳好学的学子留下深刻印象。伍先生在南京只任教一年就辞去教职，于1929年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赴法国留学，1932年取得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之后，旋即回国。
早在1930年，中央研究院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改称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于南京成立，这是我国由政府主办的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伍献文先生回国后，被聘主持博物馆动物学部的工作，但他对鱼类学研究情有独钟，急需一位得力助手协助此项工作，首先想到的就是唐世凤。经多方打听，得知唐已经毕业，且迫于经济压力到安徽某中学任教。他兴奋之余，立即去信，邀他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任助理研究员。从此，唐世凤走出十万大山，和中国海洋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唐世凤在1955年《自传》中写道：“我进中央研究院工作是我一生职业走向学术工作的开始，伍先生是我在中央研究院服务期间的导师，给我的教育很多”。这位只比唐世凤大三岁、亦师亦友的伍献文，总是像兄长一样，提携着他的“大弟子”，有意让唐世凤在工作中摔打锻炼，把重担子放在他肩上。兼之他勤奋好学、朴实敦厚，又特别吃苦肯干，深得伍献文先生的器重。
1933年暑假，伍献文携同唐世凤到厦门参加中华海产生物会第三届年会，让他学习如何采集海产动物标本，聆听当时一些有名望的科学家研究成果，从中得到启迪和智慧升华。
1934年1月，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6个单位共同组成南海生物调查团，参加者12人，分海洋队和陆地队，以海南岛周边水域和陆域生物作为调查对象，分组调查研究。伍献文先生让唐世凤代表中央研究院参加并领导海洋生物调查队工作。
唐世凤果然不负众望，跋涉滩涂，栉风沐雨，雇渔民的小船出海，用手推车拉调查的仪器和行李。历时10个月，完成原定的生物考察计划。据后来唐先生本人描述，由于海南岛炎炎的烈日照射，牙齿白白，面孔黑黑，地道的一支“黑人牙膏”。由于出海采样的船只太小，只有3-5吨，加之涌大浪高，低头作业，几乎人人都晕船，个个吐得“七荤八素”。
那时海南岛可谓“穷乡僻壤”，晚上睡在老乡草房中，没有床铺，只在泥地上铺一些稻秸而卧。晴天还好，一旦下雨，屋外屋内都是水汪汪一片，身无立锥之地，倒是我们采集的样品，都完好放在老乡家的桌子上。一架老式显微镜怕水，总是用我们衣服包好，放在不漏水的地方。
后来回到研究所，体重减少10多斤，回家家人都认不出来。就是这样一批不怕苦累的年轻学者，完成了我国第一次对海南岛及西沙群岛进行的多学科、长时间团队考察，在科学史册中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南海生物调查工作结束后，当年12月，唐世凤先生在《科学画报》发表了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全面介绍了此次科学考察的情况，特别强调“吾国南海边疆为国防要地，法、日所垂涎者，非一朝”，表现出先生强烈的海洋国土意识。
1935年，太平洋科学协会海洋学组中国分会在南京成立，丁文江任会长，海军部、水产界及海洋界有关的各学术机关数十人，汇聚南京讨论，决定由动植物研究所负责组织“渤海海洋调查”（实际范围是渤海及北黄海）。
调查工作由伍献文主持，唐世凤全面协助并具体负责整个调查工作的计划、筹备和组织实施等，最后的调查总结报告也全部交由唐世凤负责。
参加协作的部门有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威海卫专员公署及中国海军第三舰队“定海号”军舰（排水量1100吨，舰长57米）。调查分海洋化学、海洋物理、浮游生物、海洋气象、渔业渔具、航海等六个小组共13人，历时六个月，航程7054海里（约13,000公里），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对渤海和黄海北部海域的多学科、长时间巡航作业的海洋调查。
不知疲倦的唐世凤，除负责海洋物理组调查作业外，还参加渔业组及海水化学组的工作。1935年底又以中央研究院的名义写成数万字的“渤海海洋调查报告”，内容极为全面详尽，其中的物理、化学两部分，当年还用英文发表在中央研究院丛刊八卷一期上。
1936年，唐先生再到烟台进行两个多月的渔场调查，撰写完成“渤海莱州湾带鱼孵化渔场的观测报告”。1937年，他又奔赴浙江，跑遍沿海岛屿及海湾，参加浙江省水产试验场组织的沿海渔业和海藻调查。遗憾的是，许多工作因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而夭折，调查成果也未能及时整理。
鉴于当时时局混乱，研究队伍不整，特别当时中国迫切需要海洋物理、化学方面人才，伍献文当即决定派唐世凤赴英国学习物理海洋。唐世凤不负伍先生厚望，在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和伍献文先生的推荐下，考取了第五届中英文化教育基金，1937年顺利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欣然题赠一幅楹联给他，以示激励和厚望：“新栽竹始开三径，大厦人先庇万间。”
英国利物浦是一所美丽的港口城市，利物浦大学建立于1881年，1903年获得皇家特许，成为全日制综合性公立大学。在世界上久负盛名，曾有8人获得过诺贝尔奖。由此，唐世凤在那里受到良好教育，并且是我国第一个赴英国进修海洋科学的人。
唐世凤到利物浦之后，要面对两个最大困难：其一，是语言关。那时利物浦大学，除他之外，没有华人学者，语言交流只有英语。他在国内私塾、小学和中学读书期间，迫于贫寒，时读时辍，根本谈不上系统教育，更谈不上系统英语学习。虽然后来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学英语专业，但板凳还未坐热，就转入生物系学习。初到利物浦语言交流是他最大障碍，上课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课后也没有笔记或讲义可抄；其二，是知识关。他学的是生物，从伍献文老师那里接受的是切片和解剖。而物理海洋学则是海洋科学中数理最强者，要他从鱼类结构一下转到潮汐的天体运动，无异奔走于海洋科学的两个极端。好在他从小养就不服输的韧劲，一切从头做起。经过一年的拼搏，终于能跟上教授的节奏了。
唐世凤师从该系系主任普劳德曼教授主修物理海洋学和潮汐学，后来还在利物浦潮汐研究所所长杜德逊的指导下做了一年的潮汐研究和实习工作。这里要特别提及杜德逊教授，这是一位潮汐界有名的大牌人物。在上一个世纪中期，国内常用的潮汐分析方法几乎都离不开杜教授的研究成果。此外，在利物浦大学海洋系学习物理海洋学之外，唐还念念不忘自己本行，继续旁听一些生物学课程。1939年他终于获得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40年12月，唐世凤夫妇带着5岁的长子和不满周岁的次子，冒着生命危险乘上“蓝浦丹拿”号轮船，毅然踏上艰险的回国之路。对于普劳德曼教授恳切希望唐世凤留下从事海洋科学研究，以及蓝烟囱轮船公司董事长再三挽留夫妇二人到该公司任职之事，他们都一一婉言谢绝。他要践行出国之前对伍献文老师的郑重承诺：“学成回国，把中国物理海洋学搞上去。”
在回国之前，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按期回国者发给80英镑路费。唐世凤夫妇收到160英镑之后，心中涌起无限感慨：160英镑，按当时市价计算，要折合3200块大洋！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遇到的“巨款”。但是唐世凤夫妇觉得现在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岁月，能为国家节约一部分开支，是学子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毅然将款退回，改乘免费的 “蓝浦丹拿”号客货混装船！由此可见，人是要有点精神的，重付出轻回报，才会使平凡人更显伟岸高大。
在回国途中也充满凶险。1940年，德国在荷兰、比利时等国取得的战争胜利，使得英、法两国严重受挫。纳粹已泰然自若地站在了英吉利海峡一侧的索姆河·埃纳河防线上，同盟国已意识到其领土将成为希特勒侵略的下一个目标。鉴于纳粹德国的嚣张和时局异常险恶，为了避免不测，唐世凤决定与家人在一条船上，而把携带的书籍、行李等放在同行的另一条船上，只要两条船当中有一条能安全抵达目的地，对中国未来海洋学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当这支船队从一个秘密的军港驶出后，为了避开德军潜艇封锁，既不敢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再经红海、印度洋驶往中国港口；也不敢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经开普敦、好望角驶往中国；而是直接驶向西北，经冰岛向西到达纽芬兰，再沿美洲东海岸南下，然后进入太平洋。两个多月后，船队绕过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大洋洋面，于1941年2月抵达上海港；而同行的8条船中，最后也只剩下他和家人乘坐的这艘邮轮得以生还。大部分书籍和行李都已沉没在茫茫大海中，可谓“七”死一生。
回到祖国，唐世凤立即投身于中国海洋调查与研究工作中。1941年6月18日，福建版中央日报第四版《科学与人生》专栏，以整版篇幅刊登唐先生长文“海洋学与国家”。文章回顾了抗战前中国海洋调查概况，然后从国防军事与经济两方面，对海洋科学与国家富强的关系进行论述。以当时和历史上的中外海战为例，分析潮汐、潮流、海水比重、水色、气象等与海、空军作战的关系；并指出海洋调查研究、航海技术、海洋地理等对于一国海军的重要性。
他还以中国的望洋兴叹、临水生畏等成语，与英国的《鲁滨孙漂流记》、《金银岛》及诗人拜伦在诗歌中对海洋的描述相比较，说明文化层面对海洋教育的影响；从中国和发达国家在海洋调查研究及开发方面的差距，指出“去年成立中国地理研究所特设一海洋组与福建省资助海洋考察与研究事业，皆出于高瞻远瞩”。这是唐世凤发自内心的感悟，是福建海洋考察团的出师表和宣言书，也是他给自己定下并开始实行的奋斗目标。
1955年，唐先生在回顾他所参加的海洋调查工作时，心情沉重地写道：过去，在中国搞海洋学工作，处处都要与帝国主义作斗争，那也可以说过去在中国搞海洋学工作的人，不可能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搞海洋工作也是受日本人的侮辱而逼出来的。
1935年，唐先生参加渤海海洋调查工作，在青岛购买日本出版的黄、渤海海图时，曾受到一名日本女人的侮辱，“她竟不卖给我。”在渤海调查中，他们搭乘的调查船“定海”舰航行到秦皇岛装煤，日本人又以“何梅协定”为由，不许调查船停留，且限令当天离开，否则缴械不待。为此，设在北戴河的调查站点，变得白天不能去，只能在黎明时暗暗去作业，“这种种侮辱岂能忘怀。”
后来在英国，他又亲眼见到英国人偷测的中国海洋详细资料，心灵上再次受到很大刺激。
唐世凤的文章大都是在1933-1943年期间写的。虽然1955年时，《海洋湖沼学报》还登载过他的“东山海水盐分半日周期变异”一文，但也是他在1941年福建沿海调查时写成的。
1933年，伍献文与唐世凤联合署名的“中国拟圆虫类志”（英文）问世；1934年，唐世凤的“福建之铁线虫”（英文）一文问世。据搞无脊椎动物研究的杨德渐教授检索结果，那时这两篇文章研究的对象均属现在的“线形动物门”，也是国内最早发表的“线形动物门”文章。
由伍献文组织、唐世凤参加的渤海湾及山东半岛的海洋及海洋生物综合调查，历时5个月（1935年6~11月），然后出版了《渤海海洋调查报告》（Ⅱ、Ⅲ）。这是渤海、黄海北部中国近代第一次多学科、长时间巡航作业的海洋调查及成果汇编。而这次调查，虽规模不大，且许多工作因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而未能继续补充调查、分析和整理，但它却是我国海洋科学考察的开端。对于学科建设，有着开拓性意义。
1934年1月开始的南海生物调查，当年12月方才结束。唐世凤便以“科学调查的南海”为题撰文，并附以60余幅奇特新颖的照片，登载在《科学画报》上，引起科学界广泛重视。
特别要提到的是，唐世凤撰写发表的文章中，近一半与“东山岛”有关。这是因为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时期，由于日寇封锁，内地食盐极为匮乏。中国地理研究所海洋部（四川、北碚）鉴于当时全国形势，要把福建沿岸作为食盐生产基地。故与福建省合作成立“福建海洋考查团”，唐世凤任团长。
当时敌机轰炸、土匪出没、疫病流行、经费匮乏，工作条件极具艰难，而该考查团是抗战期间国内唯一坚持工作的海洋考查团队。考查团在石井设立海洋观测站，存有连续31个月的观测记录。唐世凤不仅亲自参加，还负责了温度、盐度、海水透明度、潮汐和海流观测。根据潮水涨落的盐分差别，提出了一套纳高盐水、多出盐的最佳方法，使当时食盐生产量显著增加，有力支援了抗战大业。
唐世凤认为，中国的海洋科学必须大力发展。建立全面综合的海洋科学教育及研究机构，培养更多、更全面的高素质海洋科技人才，就能使中国的海洋事业出现新的局面。厦门大学1946年迁回厦门不久，在取得汪德耀校长的支持后，他积极活动，多方奔走，当时的教育部很快就批准了在厦大建立中国第一个海洋学系，唐世凤为系主任，并兼任中国海洋研究所所长。
他引进了现代海洋科学，研究范围涉及海洋生物、海洋化学、海洋物理、海洋渔业、盐业、中国海洋史等，是我国现代海洋科学研究及海洋科学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在厦门大学海洋系教学中，开创了海洋学专业和海洋工程教育。除了传统的海洋生物、鱼类、动物、藻类教学外，还设置了海水养殖、鱼捞、轮机、船艺、航海学以及海洋水文与气象课程。唐世凤亲自讲授海洋通讯及潮汐、潮流学，并先后聘用教授10人，副教授、讲师4人、助教7人。
至新中国成立时，共招收4届57名学生。这些学生从1950年开始陆续毕业，为新中国海洋事业输送了首批专业人才。据统计，早期毕业的4届学生中，后来成为博士生导师、教授、研究员的40余人；任中科院、水产部、国家海洋局及省属研究所所长、大学校长等7人。
1951年，唐世凤与孙云铸、张春霖、伍献文、朱树屏、张玺、沈嘉瑞等七人创办了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学会所办的学术期刊《海洋湖沼学报》，其创刊号（1951年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唐先生写的论文。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厦门大学海洋系工科分别并入大连海运学院和上海海运学院，部分教师和仪器设备及种类标本留在厦门大学，继续发展厦门的海洋科学事业。唐世凤先生则带着他的两位助教和18位理化组学生北上青岛，与赫崇本教授筹建山东大学海洋系。在该系的基础上，后来发展成为山东海洋学院海洋系及现今的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环境学院。
1956年笔者有幸听过唐先生讲授的“普通海洋学”课程，他那浓重的江西标准话，慢条斯理，而又节奏分明。他那“明晰性和简练性”，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眼看着自己的学生成为教学和科研的中坚力量，又一个全国唯一的海洋学系在山东大学蓬勃发展；1958年60多个单位协作、600多人参加的全国海洋普查工作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全面展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发展成为学科齐全的综合海洋研究机构；20多年前关于“海洋学研究与教育相提并重”的倡导也已成为现实。唐世凤先生在无限欣喜中急流勇退！
此后，唐先生从事中国古代海洋史的研究，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但不幸在文革中损毁殆尽。尽管如此，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先生开创的海洋科学苗圃，现在已经长成郁郁葱葱的森林了。
有长者风范，慈悲为怀，提携后进，真诚坦荡，还有对物理海洋学的终生热爱，这是唐世凤先生一生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