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群：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对海权实力的依赖

进入近代以来，拥有“全球性大国”(global power)地位逐渐成为崛起国家共同的目标：从安全角度分析，这是因为全球不同地区之间的地理阻隔已经因海洋的勾连作用而被消弭殆尽，再无可供有效维护自身安全的天然环境；从经济角度分析，全球化市场在19世纪就已经形成，而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必然是经济、科技、军事全面领先的国家，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并谋求稳定的生产秩序，是其必然的追求。一战前的英国曾经达到过近乎 “全球性大国”的地位，但其更多的是以“仲裁者”或“调停者”的身份而出现，对欧洲大陆各主要国家间关系进行协调，或者说带有强制性意味的制衡。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则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前20年的这段时间里较为完整或垄断地拥有了这一地位，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有能力左右世界政治的“超级大国”(super power)。当然，“全球性大国”身份与“超级大国”地位之间因存在明显区别而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所强调的是某个国家因为拥有以强大经济能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而获得了超越自身所在地区乃至大洲的影响力，而后者所强调的则是超强的“支配力”，也就是迫使或诱使其他国家“顺从”其政治意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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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已经具有成为海权国家的基本实力

如果说，中国自20世纪中期以来的自我定位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与“东亚地区大国”的根本性原因，是基于自身发展水平自近代以来长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国情，其外交目标也主要是为国内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是一种处于守势的外交姿态，那么，今天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等诸多领域均已获得了极大发展的中国，其外交理念随着国家利益的日渐“全球化”，就必然要“突破”原有的“地区性”战略框架，逐步形成更加“积极有为”的全球性战略。今天的中国，已经初具“全球性大国”的气质与特征，而全面巩固这一地位尚需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

21世纪初，国内有学者在探讨中国未来海权战略发展的问题时，从历史借鉴的角度提出了为什么明代初期这个“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海军的国家没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海权国家”的疑问。为此，叶自成等总结了三个主要原因：（1）缺乏制度的支持，（2）缺乏持久的经济动力，（3）缺乏海洋文明的支持。纵观“郑和下西洋”之后数百年的历史，这些问题一直伴随着中国，也是直接造成鸦片战争之后百余年国势衰微的主要原因。但是，因为中国在近几十年来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上述问题已经获得了基本解决，这就为建设强大的海权力量顺利地打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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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海权实力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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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更要加快融入世界的步伐并为之做出更多的历史性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发生转变也是不可避免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时明确指出的，“我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等重要观点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思路。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尽管遭遇了新冠疫情全球大暴发的严重冲击，中国在2020年的对外贸易总额仍达到了32.16万亿元人民币，甚至较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出现了1.9%的可贵增长。2021年时，由于国内新冠疫情得到了较大程度上的控制，中国全年进出口总额甚至出现了21.3%的大幅增长，其中出口额增长21.2%，进口额增长21.5%，呈现出均衡发展的基本态势。2021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9.1万亿元人民币，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的进出口额分别达到了1.1万亿元人民币和7.4万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煤炭、木材与粮食等大宗商品，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出口数量庞大的工业制成品以赚取可观的利润与外汇，已经成为中国自成功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推动国民经济取得更快发展的主要模式，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不会重走西方国家在近现代史上霸权争夺的老路，但出于有力推动自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的，仍需大力发展海权。众所周知，尽管拥有强大制海权的国家无疑会因此在安全、商业和政治影响力等问题上获益良多，但先期投入和长期维护的成本也是高昂的。然而，由于只有掌握了制海权的国家才有足够的能力将全球商业交往或关键海域的航运及周边陆地置于自己的影响力之下，因此，拥有主导性地位的海权能力是“全球性大国”的重要基础之一。中国作为长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且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复兴大国，全球性利益与全球性影响力正在同步形成，出于保护国家的正当合法利益并以此为基础争取更有利国际地位的缘故，中国必然要在相关领域进行更多的投入。

三、中国的国际地位需要海权实力提供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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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体性国际战略格局的问题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者阎学通依照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的基本逻辑，在2020年初就当时和未来的国际局势的发展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明确地做出了“2019年是两极化结束的一年，即世界两极格局形成的一年”的关键性判断。国际社会形成两极格局，属于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客观形态，这意味着中国已经真正地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大国。阎学通的观点建立在中国已经获得了与美国处于大体上同一层级地位的认知之上，这就意味着中美在综合国力上拥有大幅超越其他大国的实力，从而拥有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以及更为独特的国际身份。正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所指出的：“世界之所以成为两极，从来不是因为有两个集团彼此对立，而是因为集团领袖具有超强的实力。”当然，尽管中国并非某个国家集团的主导国家，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新两极”体系中的一极，因为“全球性大国”身份的确立，主要取决于该国在大国力量对比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并非是否拥有一个较为稳固的政治与军事联盟——这种形态应被看作是一种“传统”霸权国家的模式。

中国不会采取“传统”霸权国家的对外政策路线，也绝不赞成后冷战时期形成的美式霸权，而是愿意遵循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开展合作的原则。但从国家行为规律的基本逻辑出发，今日的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却必须去努力地维护这来之不易的国际身份，并以此来合理、合法地追求更广泛的国家利益和政治追求。这一做法不但在道德上值得肯定，从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分析也是无可厚非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后冷战时期的美国有所不同。美国在自身经济实力超强且国内政治文化秉承自由主义传统的情况下，长期推行“自由主义霸权”的对外政策，无疑既有利于其国家利益，也迎合了国内主流政治势力的价值观，但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健康发展，也没有兼顾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利益。而中国已经具备了建设和拥有强大海权实力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地位，加大投入建设力度，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世界政治关系的平衡。

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角度分析，作为现当代“全球性大国”海军建设思想基础的“海权论”奠基者马汉，曾经十分直白地阐述了海权的重要性，提出了“海军战略不同于陆军战略之处在于，不论是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需要海军战略”的观点。在马汉看来，“假如一个国家要想对这种领属关系未定的地区施加政治影响，它必须占有位置合适的基地；而且和平时期的贸易需要往往要求拥有这样的属地”，而“海军能够到达领属关系未定或政治力量薄弱的地区”。这种观点的重要性在于，海权实力作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强国所必备的常设力量，不仅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必须要确保其处于长期强盛的状态，若非如此则不能形成有效的全球威慑力与行动力。在这些观点诞生之后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海权实力一次又一次地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发挥重大作用，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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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的国家安全需要海权实力作为支撑

在冷战结束后近30年的时间内，自由主义流派一度成为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界的“显学”，传统现实主义各流派几乎丧失了曾经的主导性地位。持自由主义流派思想的学者通常认为，海洋问题需要依靠国际社会的多边合作才能解决，认为“海洋政治不再只是海军相互依赖主导下的航运和渔业问题……这个鱼类和船只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更何况“在纯粹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武力的作用将无足轻重”。不过，国际关系的本质从来都不以追求国家间的合作为第一要务，因为合作只能是博弈的结果，是国家间的相互妥协。摩根索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认为：“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所以“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也即，在任何时候，国家都不会放弃对权力的追求并为之与他国展开博弈，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国家是根深蒂固的，决不能对此放松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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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在博弈的过程之中，强力手段尽管往往不被直接动用，但始终都在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相较于更加注重理性思维的现实主义者，自视肩负起了将所谓“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向全人类进行推广责任的自由主义者，其“浪漫”的政治理想更需要强力手段作为支撑才有可能实现。美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自由主义霸权是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采取这种战略的国家想要尽可能多的国家转变成像自己一样的民主国家，同时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建立国际制度。”可见，后冷战时期的西方阵营虽然因为曾经的主要对手消失而调整了自身的武备特点，但维护全球战略优势的地位，确保对海洋秩序的有效控制仍是其核心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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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西方以中国由于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因而有意通过积极方式维护自身主权完整的做法为借口，先后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等诸多不利于西太平洋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做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美国并不赞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此始终保持有限的立场并不时对之发表负面言论。考虑到美国在后冷战时期多次利用本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作为威慑，在许多国家先后发起以颠覆现政权为目的的“颜色革命”，照此逻辑，从维护自身基本政治制度的目的出发，中国拥有强大的海权不仅是合情合理的，更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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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家安全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所涉及的领域也日渐增多，但仅从“传统安全”的角度分析，技术的更新与科学的进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的本质性规律，也无法改变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例如，在核武器问世之初，国际社会甚至一度出现了对常规武器与传统作战方式过度贬低的倾向，奥本海姆博士作为设计出第一枚原子弹的研究小组的主任，当时曾经非常悲观地认为：“在今后几乎肯定要发生的军备竞赛中，美国的成败都不重要”，因为“一个国家不一定非得制造出更多、更大、威力更强的炸弹，但只要它决定独立实施自己的原子弹研制计划，无需几枚原子弹就可将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淘汰出局”。看上去，国际关系似乎将要伴随“曼哈顿计划”的成功而走入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时代，但其历史并未简单地就此完成转向，尽管在相距不长的一段时间里，所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都拥有了研制并配备核武器的能力，但美苏之间在常规战争领域的军备竞赛与安全竞争却从未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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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常规武器与常规战争在世界正式进入热核兵器时代之后，仍旧是唯一被运用于处理国家间不可调和矛盾的工具与方式，不论是朝鲜战争、车臣战争还是由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甚或是俄乌之间因严重危机而引发的“特别军事行动”都概莫能外。冷战结束后，拥有庞大核武库的俄罗斯并没有成功阻止北约不断的东扩行为，也没有在巴尔干问题上为自己争得战略优势地位；但并不以核战争作为一般战争形态来威胁他国的美国，却依靠常规战争的方法赢得了单纯战场意义上的一次次胜利。在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常规军事力量往往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可实施性因“可控性”与“有限性”而更为凸显。

此处必须要说明的是，大国之间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会发生全面的战争，因为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几乎无法预测的，但这更进一步证明了常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外干涉力量的必要性。换言之，在可预见的未来，拥有强大海权实力并建立起了完备常规军事力量体系的国家，更将会是国际社会中的有力竞争者。中国近年来在海军力量建设的事业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着力发展海基战略打击力量的同时，大量新型舰艇与舰载武器纷纷列装，远海战斗能力逐渐形成并走向壮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小觑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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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 L3 H1 i0 m" \文章来源：节选自《中国海权发展的战略目标、基本限度和路径》，原刊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3期、
作者：李冠群，南京师范大学东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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