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淑芹等：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之建构路径

中国海洋治理话语的中国语境决定了其话语理念、话语立场、话语要义、话语表述等方面的中国特色，历经由内而外的转型、等效规范的译介、融通中外的传布三个步骤，最终建构中国特色的全球海洋治理话语体系，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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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建构路径

一、由内转外：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规划
6 l( [4 P% E1 b% d. {8 \5 O“话语规划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话语制造，它主要涉及国家、机构等组织通过话语在意识形态层面建立和塑造国家或是机构的世界观和形象”。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规划则是国家从海洋战略、海洋权益出发，旨在向外部世界阐述国家海洋治理思想理念、提高海洋话语能力、提升海洋国家形象、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一种语言规划行为。基于“内外有别”的原则，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并非对内话语的简单跨语际传递，而是基于规划行为的有选择的话语表达与话语传递，具体包括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的地位规划与本体规划。
（一）地位规划
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的地位规划指确定海洋治理话语在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中的地位与功用。“对外话语体系成为国内学界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就现有研究而言，不乏对海洋治理话语的研究，但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再以始于2010年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该项目旨在“促进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学术，增强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说中华学术外译是国家对外话语规划的集中体现，以“海洋”为关键词检索2010—2021年立项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发现仅有2021年立项的“新中国的海洋政策与法律制度”一项。在全球“泛海洋”时代的宏观背景下，有必要立足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做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的地位规划，历时性分析中国海洋治理话语的生成背景与依据，重点规划影响中国国内外海洋治理权益的核心话语；共时性聚焦重要节点中国与他国海洋治理话语的交流互动，整体规划我国海洋治理话语的对外译介与传播。
（二）本体规划
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的本体规划指系统化、学理化地挖掘、梳理、凝练中国特色海洋治理话语自身所关涉的话语概念、话语范畴、话语内容、话语表达方式等，通过规范化、标准化推动对外话语的生成与传播。任何话语的建构都有其自身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呈现出继承、颠覆、创新的动态变化趋势，因此对外话语本体规划既要涵盖现实话语，也要关涉历史话语。中国海洋文化的开山之作《山海经》、秦汉之际的南海航线、宋元以降鼎盛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清“海禁”“海防”政策、民国时期“海权”观念的兴起、“以海兴国”的构想，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海防安全”“依海富国”“和谐海洋”“经略海洋”“海洋强国”“海洋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海洋治理话语，均有待纳入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的本体规划，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脉络中探寻海洋话语演进轨迹，发掘海洋话语演进规律，凝练海洋话语的内在逻辑，形成学理化的话语阐释、规范化的话语表述，从而体系化地构建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
9 ?+ z( W! S* I二、等效规范：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翻译
6 B# I6 @- X3 y4 \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也是话语的国际传播过程，而话语译介则是实现话语传播的前提和基础。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话语实践，涵盖编码—解码—再编码的过程，在编解码中因为语境的变化常导致涵义的偏离，如sea power与“海权”互译造成的跨文化误读，“海洋强国”译为maritime power加剧了西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南海译名“South China Sea”还是“South Sea of China”所折射出的不同南海诸岛权益归属意识。杨枫指出国家翻译实践可以尝试完成中国“国内话语”转向“国际话语”的需求，对国家的翻译管理进行知识、理论和实践创新，借由制度化翻译通过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有监控的翻译活动，建构官方钦定的权威化、经典化译本，实现对外话语的国家政治目标。祝朝伟提出“翻译的话语等效标准”“就是把翻译看作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和不同话语体系的人们进行语际交流的动态话语过程并确保译文有效的翻译标准”。基于翻译话语等效标准的三个关键词“不同”“动态”“有效”,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翻译应遵循三项原则：外外有别、“信”“效”并重、适时调整。
（一）外外有别
8 a8 z& a, n. ^* O3 U, D话语等效首先要明确中国海洋治理话语外译的受众，了解译入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历史、社会语境，基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话语体系”,做到“外外有别”,实现精准传译。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共有150多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沿线65个国家，南海问题涉及五国六方以及多方区域外势力，由此可知话语等效的前提是明确对外话语“对谁说”,在此基础上确定“怎样说”。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中“海洋权益”的英译为“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法译为“des intérêts maritimes”,“rights”一词的取舍体现了中英、中法互译中的差异化考虑。
（二）信效并重
3 v- @; z, W( p3 y; l“对于中国特色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翻译，必须紧扣翻译的信度和效度”。“信”即精准传译原话语意义，“效”则关注翻译成品在受众中的认可度与接受度。高玉霞、任东升提出“依托大数据技术建构全球海洋治理修辞话语语料库、术语库和案例库”,通过大数据实现海洋治理话语的协同翻译，建立话语翻译的读者评价机制，通过数据科学实现翻译等效。
( t# }, ?) v7 v/ E7 Z  }  h（三）因时调整
$ g9 i1 f$ E5 c范戴克(van Dijk)认为话语实际上是“社会互动”,这种互动性决定了话语自身的动态开放性，经由翻译形成的对外话语取决于原话及译语语境，并通过两种话语的互动实现话语接轨。“一带一路”从初版的One Belt One Road到官方统一译文Belt and Road, “命运共同体”从初译版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到官方最新版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译文的变化折射出为实现话语中外接轨而进行的适时适度调整。对于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翻译中存在的主动“自译”、被动“他译”的差异化译文，应遵循以我为主、兼顾他译、适时调整的原则确定官方版译文，通过推广使用确定对外话语的权威性，并逐步赢得国际认同。
三、融通中外：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传布
5 Q% m- H5 P) x6 f融通中外的话语指既要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实践，也要让中国实践赢得全球认同。经由规划、译介而产生的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其落脚点是服务外宣与传播的对外话语传布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层面的对外言语行为”，是一种国家对外政治言语行为，其意图在于通过“强化自身话语权力和权势”,赢得海洋治理的权力和权势，达成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战略目标。话语意图能否实现及效果如何，取决于该言语行为主体及行为方式，通过中外话语交流互动达成话语融通。
* K* v5 ~* v, l& y, ^& O9 d2 ?$ L（一）多元主体
5 S3 O5 [* C. h; e% H“在当前国际海洋话语舞台上，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交互性趋势，但主权国家凭借其独有的政治优势和参与机制，始终处于核心话语主体地位。”作为话语主体的国家，通过政府或政府机构的领导人或发言人，通过国际涉海事务的会谈协商、国家间涉海话题的交流、官方涉海新闻发言等形式，实现对外海洋话语表达。国家政府作为宏观层面的对外话语实践者，其话语具有至上的权威性、代表性和导向性，但也常被西方冠以“被操控”的话语而受到人为的抵抗，故而需要中观及微观层面的官方或非官方话语的支撑。中观层面的海洋治理对外话语实践主体包括发挥涉海资政建言的国家及地方海洋智库、从事涉海研究的科研院所、从事跨国海洋事务的跨国涉海组织、传播涉海话语的主流媒体平台等官方或非官方的机构组织。微观层面则关涉具有国家及全球海洋治理意识、关注国家及全球海洋治理战略、参与国内外海洋事件的专业人士、国内民众以及海外华人华侨，他们通过不同类型的学术话语(包括国际海洋学术平台、网络会议、学术出版物、学术网站论坛的学术话语)、网络话语或公共话语，表达个人观点及意见，参与中国海洋对外治理话语实践。宏观、中观、微观维度的多元话语主体，借由多样化的对外话语述说模态实现对外话语的传布。
) H2 H+ _) ~6 T3 d（二）多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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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S: ]* X' L& j- V; y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话语方式的多样性——多样化的话语平台、多维度的话语形式、分众化的话语对象。范戴克将话语分为指令性话语(如规则、法律等)、制度性话语(即说服形式的话语)、叙事性话语(即民间社会的话语)和规定性话语(如学术话语)。在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中，宏观维度的主权国家对外话语主要关涉指令性和制度性话语，中观维度的机构对外话语主要关涉制度性和规定性话语，微观维度的个体对外话语主要关涉叙事性话语和规定性话语。各类话语既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空间，又相互交叠、互为补充，共同塑造整体的国家海洋治理对外话语实践。见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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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实践方式

  
. ~6 G3 n7 _/ u2 `" t4 {6 A文章来源：节选自《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研究》，原刊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4 z; V7 ^# i& S1 |* K( ?$ a作者：韩淑芹，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教授；焦琳，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