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汪品先的“老人与海”

年轻时，汪品先走路大步流星，现在则是碎步高频。近两年他作报告、上公开课，讲兴奋了，“就觉得好像上气不接下气，心脏负担过重。”因此他试着压住情绪。这对他也是挑战，“就像有些院士，讲课时都有自己的行为习惯。我完全体会他们的心情，只要让我讲我感兴趣的、新鲜的东西，我就老要提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2018年，汪品先三次参与南海深潜，图为他在“深海勇士号”中工作。受访者供图

文丨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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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胡杰 校对丨李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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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6180字阅读12分钟

汪品先的办公室里摆设整齐，最多的是书柜，靠墙放了四个，挤不下的书成堆摞在地上。书柜上有他年轻时的照片，清瘦挺拔。现在，他的背弯了，走路要扶着后腰，银发梳平了还会翘起。有人比着他的样子，为他的短视频账号设计了一个头像：穿衬衫、背心，戴副眼镜，打黑色领结，“我说你这是肯德基chicken老爷爷嘛？”

3年前，82岁的他随“深海勇士号”在南海三次下潜至1400余米处；2021年上半年，他在同济大学设立关于“科学与文化”的公开课，场均线上直播观看人数过十万；去年底至今，他先后入驻两个视频平台，做短视频海洋科学科普，粉丝量、点赞量过百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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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先在耄耋之年“出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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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上的走红，让他多了几个称号，“深潜院士”、“深海勇士”、“科普老顽童”、“最大咖位的UP主”。有人把他的人生经历比作“老人与海”。

他把这些称号称为“人设”，他自认的唯一身份是“院士后”，“年轻想做事情的时候做不成，老了该谢幕的时候反而要登场……别人是博士后，我是院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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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品先（第二排左二）在苏留学期间。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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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是倒装的

一点钟，睡满了半小时，汪品先从沙发上起身，叠好毛毯，和枕头一起搁在沙发角。去年他生了一场大病，入院治疗三十七天后，在人生的第八十四个年头，他头一次开始尝试午睡。同济大学给了他一间办公室，他就地取材，午睡就蜷在里间的沙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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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院长翦知湣来敲门，告知他，十月起有五十天左右的马里亚纳海沟深潜活动，可邀请他。

“我今年很困难，五十天太长了。”汪品先说，年内，他要开未定数量的科学研讨会，要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写战略报告，还要作他自己的书。他因此婉拒，又惜惜地说：“但很有吸引力。”他反复强调，这不是身体上的问题，身体上他没有问题，这是时间紧张的问题。

要是深潜活动能安排到明年夏天就好了，翦知湣说。汪品先哈哈大笑：“如果我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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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和时间赛跑。生病前，他的作息是晨八点半进办公室，晚十点半离开。病愈后，老伴勒令他休整，他就改到了晨七点半进办公室，晚九点半离开，“早睡早起。”但算起来，一天内还是工作14小时。每年的除夕夜，他早收工陪老伴看春晚，年初一至初三则给自己放三天假，挑一座历史名城去旅行。其余时间，他参加工作后的六十年间是一致的，几乎无休。

再过两个月他就八十五周岁了，高龄是紧迫感的来源之一。另一方面，他在许多场合感叹过，“年轻想做事情的时候做不成，老了该谢幕的时候反而要登场……别人是博士后，我是院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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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五十五岁的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还没有完成他认为值得称道的工作。转折点是在1999年，六十三岁的他作为首席科学家，随航了中国海区的首次大洋钻探航次，“也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设计和主持的大洋钻探航次。”他记得格外清楚，1999年2月12日，钻探船从澳大利亚西部起航驶向南海时，他在甲板上眺望，“感到自己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地质学家了。”

1955年至1960年，他在苏联莫斯科国立大学地质系学习。回国后，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的地理系。1972年，他随华师大“海洋地质联队”一同被合并到同济大学，到1975年终于建成“海洋地质系”。他在同济最早的工作是分析海洋样本中的钙质微体化石，以探明石油储藏状况。他说，那时候的科研环境与今天是大不一样的，尤其是海洋地质这样彼时冷门的院系，“研究业绩”无人问津，“研究基金”无处申请。他用饭碗在厕所淘洗化石样品，用一架不能对焦的显微镜观测。实验室是废弃的工厂车间，宿舍楼曾做过肝炎病房，装潢破败，外面有人行走，屋里的地板会吱吱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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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里有一本俄罗斯古生物学大全，汪品先据此鉴定出无数从中国近海获取的微体化石。“要等到七十年代末期，大庆油田为解释储油层的河成砂岩，需要长江三角洲沉积模式作比较，同济的海洋地质才受到国内重视。”

1980年，他近十年的化石研究成果被整理成文集《中国海洋微体古生物》，而后被翻译成英文版，在国际发行，“中国觉醒了。”法国一本学术期刊这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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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由各国出资执行的“大洋钻探计划”开始实施，计划在全球各海区采样、钻探获取岩心，以研究大洋地壳的组成、结构以及形成演化历史。汪品先立志要让钻探船前所未有地由中国人主导，开到中国海区来。厚积薄发十年后，他于1995年提交了中国南海的钻探计划书，参与各国竞标。1997年，该建议书在各国计划书中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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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初，在南沙海域，中国海区的第一口深海科学钻井开钻。而后，国内关于南海科研的呼声渐起。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正式立项“南海深部计划”，由汪品先牵头主持。

“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国开始进入南海做研究，一开始是我们和欧美国家的合作研究为主。”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院长翦知湣说，“一直到最近十年，也就是2010年‘南海深部计划’立项之后，南海的研究终于变成了以中国人为主导。”

汪品先记得，1999年，南海第一筒岩心被取上甲板后，一位英国科学家问他，这一筒岩心，你等了多少年？汪品先答，三十年。

“所以我总说，我的人生是倒装的。”——“我什么都可以慷慨，但时间不能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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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汪品先（左一）在南海钻探船上。受访者供图

我是为海洋搞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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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汪品先想当文科老师。

抗战期间，他的家人从苏州老家逃难至上海，父亲早逝，只有母亲顾家，小时候的日子清贫。他爱好写作，想在文学方面“有点成就”。高中毕业的志愿，他依次填了历史、中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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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他得到公派留学的机会，先在北京学了两年俄语，1955年赴苏联留学。当时他的第一志愿是拖拉机制造，因为“看电影时觉得开拖拉机很神气。”第二才选的地质专业，响应全国的找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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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五年里，他很快爱上了地质专业。

在海洋地质方面摸索了近二十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随团访问法国、美国，后又去德国深造一年半，见识到了各国的先进设备、实验室。一次晚宴，一位法国专家向他介绍深潜地中海的经历：“漂亮极了，到处都是海百合，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

“那时候国内的海洋系可能连块舢板船都没有。”汪品先震惊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前沿之高深。

回国后，他开始在国内到处“鼓吹海洋”。他去开海洋科学报告会，门可罗雀，就在会后加映电影，吸引人来听讲。他在报纸上疾呼“向蓝色世界进军”：“太空和海洋，就是人类应该关注的对象……人类对深海海底的了解，甚至还不如月球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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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知湣1987年到同济大学读研究生，他回忆，汪品先邀请了瑞士、德国等国的教授来同济大学讲课，开办过两场古海洋学的国际讲习班。1989年，在汪品先主导下，同济大学又召开了第一届“亚洲海洋地质大会”，到会有中、日、韩、东南亚及欧美澳各国海洋地质专家130余位。此会议延续至今，已办过九届。

搞起面向社会大众的科普，是在2011年后。在《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六十周年庆的座谈会上，汪品先提意见说，书里怎么没有系统性的海洋分册呢？“他们就说，那你来弄。我说，我来弄我来弄——我是为海洋搞科普——在以前，海洋学在中国是排不上号的。”

汪品先任主编，现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副教授黄维做他的副手，一道编写《十万个为什么》的海洋分册。黄维回忆，编写过程中，找选题最吃力，汪品先动员学院里的学生出建议，但大多选题都没有被他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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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品先说，有一回他去浙江开会，走过杭州湾大桥时，司机问他，这水为什么这会儿退潮？退潮之后水去了哪里？“我说你这个题目正好！”最终将题目收纳进书本。

在成书中，他还设置了诸如“为什么加勒比的海盗名气最大？”、“为什么‘冰’也可以燃烧呢？”、“古代有潜水员吗？”等问题，原则是“必须写孩子会问的问题，而不是科学家会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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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至今，陆续有两个团队找他做互联网短视频科普，讲述的问题与《十万个为什么》类似，“给我设计了一个卡通形象，要在网上推出来。”他同意了。

视频里，他两手握拳放在腿上，偶尔手舞足蹈，对着镜头不紧不慢地说上几分钟，“为什么阳光只能照到水下200米呢？”、“死海淹不死人，为什么叫死海呢？”、“海里的鱼会口渴吗？”网友纷纷留言评论：“汪院士，我是您网络大学的第一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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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视频末尾，汪品先都会加一句：“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就请记得关注，并且一键三连。我们下次视频再见！”这些词汇原本是他的“知识盲区”，他说起来有一些磕绊，但他乐此不疲，“只要是能促进大众化科普的事，我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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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汪品先在制作报告会的PPT。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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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文化

“我是个有点爱惹事的人。”汪品先自我总结。

2005年的一场“院士圆桌会议”，13位两院院士、数十位科技人士及企业家在场，汪品先原计划宣读一篇学术论文，临场却当众批评起国内对院士的过分炒作，“多一票选上院士就什么都会、什么都懂了，少一票就落选，就回家抱孙子去……这种做法站不住的，总要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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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至今，汪品先多次公开建议，国内或华人间举办的科学会议，要用汉语交流。他听说有的大学要将10%的课程设置为全英授课，便屡屡在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有些所谓的国际会议，请了一个老外来，大家就都用英文围着他，实际上英文又讲得很蹩脚，”他直言不讳，“我觉得真是倒胃口。”

翦知湣说，汪品先自身是一个多语言应用者，俄文讲得最好，英语次之，德语、法语也都能做日常交流。“汪老师是出于科学创新、自主的角度，主张中国人不要只用英语去思考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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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些，汪品先会言辞激烈地提问，用别国的语言体系，中国人如何完全适应西方语境的逻辑？中国又何来科学创新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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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在汪品先的倡议下，同济大学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科研单位主办起“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主要邀请华人、华侨、中国专家进行地球科学学科交叉讨论，也有其他国家、民族的专家参与，“把地球当做一个系统来研究，海洋、陆地、气象等等结合着看。”大会的宗旨之一是“使用汉语作为主要交流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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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知湣介绍，“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发展至今已办成六届，与会人数过两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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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汪品先向学校提出，要开一门叫“科学、文化与海洋”的公开课，“谈科学与文化的关系。”他作六讲，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所长丁抗、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旭红各作一讲。结果座无虚席，大受好评。

以这八讲为基础，2021年，汪品先又排出八讲公开课“科学与文化”，讨论的主题五花八门：“科学的产生”“科学与视野”“人类与海洋”“科学与好奇”“创新与教育”“东西方文化”“科学通用语”“地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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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苏联留学时就开始思考，像李约瑟难题问的，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不在近代中国产生？以中国为主的大陆文明，和欧洲的海洋文明，它带动出来科学发展的不同路径。我想把这个讲清楚。”汪品先说，“科学与文化不是独立的，科学是从文化中生出来的。”

线下公开课在同济大学逸夫楼报告厅举行，场场爆满；线上则通过多平台直播，同时段观看人次超十万。不少学生听完课，感叹“文理原来是一家”，从此对科学的认知要改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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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品先在全网络平台有粉丝150万，他的公开课和短视频总获赞量接近400万，点击量破千万。他不避讳课程火爆带给他的愉悦，“这两年弄的公开课，线下有几百个人听。后来又在网上做科普，有百万人次听……从前我上课，有几十个人听，我就觉得很热闹了！”

9月4日，汪品先在办公室中。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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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涯

几年前有一次，汪品先带着公文包坐出租车，司机问他，老先生还没退休啊？他“感到一种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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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又有人建议他，把常骑的男式自行车换成女式的，这样骑行时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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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天早上七点多，汪品先就骑着这辆紫色的自行车，从家出发，骑行五分钟即可进入同济大学校园。七点半他能准时走进办公室，烧水、吃药，四年前他查出前列腺癌，状况已趋平稳，但需终身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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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孙湘君每天从家里过来陪他。他跟孙湘君是同级生，一道在北京的俄文预备班呆过两年，又共赴苏联五年，她是党支部书记，他是团支部书记。学成归国后，汪品先被分配在上海，孙湘君则去了北京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工作，两人两地分居30年。直到2000年，孙湘君退休并被返聘到同济大学做兼职教授，两人才又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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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1989年到同济大学读本科，选修过汪品先的古生物课。他记得，他们所在的老系楼夜里十一点以后必须锁门。汪品先常留夜，在办公室看书、审稿、写文章，或是学各国语言。深夜，老楼大门被锁，已年过五十的汪品先就和年轻人们一道另辟蹊径，“从二楼的窗户翻出去，跳到一座矮墙上，再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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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是个风风火火的人。”黄维说。

年轻时，汪品先走路大步流星，现在则是碎步高频。近两年他作报告、上公开课，讲兴奋了，“就觉得好像上气不接下气，心脏负担过重。”因此他试着压住情绪。这对他也是挑战，“就像有些院士，讲课时都有自己的行为习惯。我完全体会他们的心情，只要让我讲我感兴趣的、新鲜的东西，我就老要提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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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年前，汪品先就带完了最后一批博士生，“从此金盆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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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比方：“我的学生们也都在教学生了，我再教学生，就像婆婆跟媳妇一道生孩子，这怎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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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结束“科学与文化”的最后一讲，他决心再也不上课了。他说这是他的“告别演出”，“是一首《天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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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做的事太多了。他的时间观越来越“苛刻”。

从青年时期就爱阅读的俄文小说早几年就丢下不读了，“时间上太奢侈。”有些学术座谈会邀他去，他要先做评估，“没有多大价值的会，不能这么把时间送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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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时候他看文章，“只看图和摘要。”每天唯一的休闲时间是下班前的几分钟，听一听京戏。但九点半还是必须回家，“要不然老伴会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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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他是一直在路上。”翦知湣说，在学生、同事中，没听说有劝汪品先退休的，“都看他做得挺快乐的。他要是累了，自己就会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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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有人建议他多写书，写科研成果、人生经历，他犹豫，“出了如果卖不掉，好丢脸。”前两年，他的一个老友去世，“我才突然想到，我还是出吧！要不然我走了，就什么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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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的最新愿景是把上半年讲授的“科学与文化”写作成书籍，“可能是两本书，一本偏科学，一本偏文化。”他希冀，书写成了，又是极好的科普作品。

此前，他花两年时间，把自己上了20年的地球科学课程写作成了《地球系统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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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下午，他迈着碎步带记者去库房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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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教材，我一辈子研究的海洋与地球的内容，全在里面。”他指着一大捆蓝色封皮的《地球系统与演变》，扶腰，颔首向前，声音因兴奋而有些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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