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琦 胡波：科技变革对全球海洋治理的影响

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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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词中指出，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兴起于21世纪10至20年代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主要表现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3D打印、精准医疗、新能源和新材料。不过，被誉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如3D打印、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都是对已有技术的集成化运用，实际上算不上颠覆性技术。或者说，有可能改变海洋空间和海洋政治格局的技术还没有出现，尚在酝酿和试错阶段。与前三次科技革命一样，第四次科技革命对全球海洋治理既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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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新的科技将成为全球海洋治理的倍增器，有助于壮大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力量，实现多层次、多维度治理。当下全球治理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政府，其他主体参与程度有限。治理主体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国家和其他国际组织地位和作用上的差异。国家在全球海洋领域的治理优势更为明显，因为海洋治理的门槛相对较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科技和军事力量的投入。国家具备强大的力量投送和前沿存在能力，使得它是唯一有能力应对重大海上挑战的行为体。海军在国际水域中拥有前沿存在和自由行动的能力，可以迅速作出反应，并能对即将到来的情况进行应急调整，打击恐怖分子或防止更复杂的攻击。而且，国家提供海洋公共物品的意愿更强。提供海洋公共物品是保持国家形象、构建海洋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在主要国家的海洋战略与政策文件中都有所反映。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严重不足。即便是国家也无法承担所有治理责任，需要非国家行为体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显得尤为必要。第四次科技革命加剧了技术的全面扩散，使得诸多非国家行为体拥有了更强大的治理能力，这虽然不会撼动国家的主导地位，但其他主体将获得更多机会参与全球治理。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报告认为，人工智能的前沿研究大多出现在私营企业，因此美国需要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公私合作，改革现行采购办法，设立奖励机制，为人工智能专家和技术人员灵活进入政府从事短期工作创造条件。例如，进行人工智能研发的企业能帮助国家加强海上情报、监视、侦察能力。英国马诺尔研究公司（Roke Manor Research）为皇家海军提供了场景感知的人工智能软件，通过不同的算法和智能特征相结合，能帮助军舰探测和评估战斗情景，检测和处理迫在眉睫的威胁。该公司也成为第一个将人工智能软件与国防科技实验室主办的海上作战系统演示相整合的企业。此外，以色列卫星图像公司（ImageSat International）已经开发人工智能设备用于处理非法捕捞、外国海上军事活动、反恐和反海盗等海上问题。

其二，新的技术变革将使得人类对海洋的全面治理成为可能。海洋特别是深海是最后未被人类全面系统感知和利用的战略空间，迄今为止，无论是对海洋的开发还是治理，都尚停留在点状和线状的探索，绝大部分海洋空间还处在待有效认知的状态。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量子通信等新技术的兴起，为全面探索、开发和治理海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目前海域感知的一大难点就在于数据获取受环境因素限制较多且相关数据过于庞大。例如，英国国家海洋信息共享中心（NMIC）每天收到1000多万份报告，而且这些报告还不包括未被识别的船只。人工智能有助于提高海洋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速度，并可用于改进现有装备，甚至可以预先识别海上威胁。美国海军已经运用人工智能制造可以对特定地点海盗袭击做出预测的模型。该模型算法综合了海盗活动的情报以及海洋气象水文条件，能够模拟海盗在特定区域发动袭击的可能性以及成功概率。基于此，海军可以绘制更安全的海上航线图。此外，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于2017年提出“海上物联网”（Ocean of Things）计划，通过部署数以千计的小型智能浮标，形成分布式传感器网络，在广阔海域维持持久的海洋感知能力。每一个智能浮标都将包含收集数据的传感器，通过卫星定期传送数据到云网络进行存储和实时分析。高级计划局战略技术负责人沃特斯顿（John Waterston）说，利用现有平台持续监测海洋成本高昂，该计划的目标是将强大的分析工具与传感器相结合，创建智能浮标传感器网络，以较低成本提高海域感知能力。智能化装备还可以减少潜在的人员伤亡，降低救援成本。无人和智能化平台能在更为复杂和恶劣的海洋环境下行动，能有效进行成本和风险规避，这也是近年来无人装备和无人系统迅速发展的一大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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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技术的快速进步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重塑海洋战略格局，进而影响全球海洋治理格局。经验表明，技术的变革往往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与历次科技变革类似，新技术可能会引发海洋强国的军事竞争，最终形成新的战略格局。未来，究竟是美国继续扩大与其他力量的能力差距，强化“一超优势”的态势，还是中国等其他大国能进行弯道超车，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对新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就海洋科技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技术的进步和突破往往首先应用于军事领域。在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来临之际，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将颠覆性技术作为未来决胜战场的制高点。美国国防部2014年提出的“第三次抵消战略”（The Third Offset Strategy）中，核心领域之一就是将人工智能与自主系统运用于美军作战网络，并重点关注自主学习系统、人机协同决策、无人系统以及网络自主武器。美国2015年发布的《海军科技战略》提到，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源于科学研究，对当前科技进行投资将确保美国海军在21世纪保持力量和影响力。其中重点关注的科技领域包括自主和无人系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保罗·塞尔瓦（Paul J. Selva）提出美军未来着力研发的6大新技术，其中包括机器人、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2017年的《海军研发框架》认为，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得益于技术优势。在全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美国海军新技术的研发和转化速度却在放缓，过去积累的海上优势地位正被竞争对手侵蚀。文件认为技术竞争的趋势之一就是大数据的发展，提出将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指挥攻击系统（C4ISR）融合，以实现持续预警。《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指出，安全环境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自主技术、机器人等将确保美国打赢未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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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新技术会带来新的治理真空，需要构建相应的国际机制和规范。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将产生诸多原本不存在或存在而未暴露的问题，导致治理真空出现，其中深海安全是海洋治理真空的突出表现之一。由于技术条件限制，深海直到目前仅为特定国家利用和开发，受到的国际关注相对较少。深海作为最后未被人类大规模进入或认知的空间，各类规则制度有待构建。此外，深海空间潜在战略意义重要，深海规则与秩序的未来发展趋势攸关全球治理结构和国际秩序。目前，有关深海的国际制度和规范主要聚焦于资源开发和保护，如《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富钴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国际协定》，但军事安全方面缺乏相关制度安排，仍然接近治理真空。在深海军事战略价值逐渐为各国认识的背景下，新技术的出现为大国发展深海军事能力提供了契机。美国智库的报告提到，技术进步很可能会引发水下战的新一轮剧变。大数据能实时运行复杂海洋模型，新燃料能提升水下平台的续航和隐身能力，用于长时间军事行动。无人潜航器和远程潜航器已开始普遍用于深海活动。美国正在发展深海无人平台项目，被称为浮沉载荷（Upward Falling Payloads）的平台能够用于作战保障和从深海发射无人机。俄罗斯也不甘落后，与美国进行深海安全竞争。俄罗斯开发了自主远程侦察潜航器，并可能正在研制自主水下潜航器，同时也致力于开发能在深海进行复杂操作的无人潜航器。美俄等大国的深海安全博弈需要妥善应对，因此深海规则和秩序的建立显得更为必要，全球海洋治理的议程也需要随着技术进步而扩大。

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

作者：郑海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胡波，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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