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观点】亚洲国家应为未来构建新保障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年竞选成功之际，笔者曾就世界进入“后霸权”的常规时代撰文，认为一种霸权消退、内向化的常规时代正在到来，美国将以自私自利的普通大国而非领导型国家面貌参与世界政治。两年来美国频繁从自己过去创制的多个国际组织中“退群”，不分青红皂白地挑起与多国的贸易争端，全球秩序的崩溃相比以往进一步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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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再以世界主要的公共物品提供者、相反甚至以破坏者的面貌出现，这激发很多国家的危机感。作为应对，一种不依赖于美国的国家和国际“自救”行动随即开始出现。它在亚洲的表现，是今年以来中国与日本这两个重要国家间的官方互动显著频繁起来。同时，对于美国竭力推动的“印太战略”，印度并没表现出特别的热心，不想放弃传统的平衡外交加入到与美国联手遏制中国的阵线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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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度、日本都是亚洲重要国家，它们怎么互动不仅关系到彼此的利害，对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未来也会产生深刻影响。在全球局势的消极因素加重之际，亚洲国家共同管控亚洲的前行方向，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以往,亚洲给人的感觉很多时候是负面的，各种争端突出。然而，亚洲又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也最具活力的地区，“21世纪是亚太世纪”的说法已经流行多年。

当代东亚存在着一种悖论性场景，即一方面是纠纷不断，另一方面是抑制冲突、防止冲突升级和以谈判解决问题的意识与机制不断强化。这两张“面孔”都在东亚真实存在，但用克制和彼此尊重来解决相互间的纷争，如今已成为整个东亚世界的共识，被一些西方人认为“本该”是动乱之源的东亚,现在反过来实际成为世界和平稳定的一个关键基石。东亚世界虽然还有不少待解难题和纠纷，但东亚世界找回自我、形成良性自处机制的速度，已超过了纷争升级为冲突的速度。

亚洲国家理应为自身的未来寻找一种新的保障，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动力，其必要途径是通过内生机制的培育，合力推动亚洲共同治理。亚洲需要以自身力量来为域内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普遍安全赢得保证，一个重要原因是亚洲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逐渐生长起来的内部关联性，已高度激发对共同治理的新需求，而这种需求已越来越不可能依靠域外力量来解决。

时至今日，亚洲域内已积累了广泛的共同利益，比如亚洲国家的相互贸易水平已占其全部贸易量的50%以上。亚洲国家之间在相互投资、人文交流、技术分享、病疫防治、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也产生越来越多且相互关联的共同利益。如果说以往的亚洲是“离散亚洲”的话，那么一个“关联亚洲”已在今天形成。
而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亚洲被殖民的时代，除了少数国家外,亚洲鲜有独立的政治实体，也就谈不上有亚洲国家间的正常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这一点在二战结束后相当长时间里依然如此，殖民地虽然解放了，但亚洲总体来说仍是离散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刚刚获得独立但仍立足未稳的政治生态，以及冷战来临、两个超级大国强势介入亚洲事务，都使亚洲国家间无法形成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络。亚洲内部的“彼此隔离孤立”(尼赫鲁语)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那就是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亚洲内部的区域性组织很少，仅有的少数区域性组织功能也非常有限。一个离散的亚洲自然也就没有基于“亚洲”区域单位的共同感，也就没有对亚洲共同治理的普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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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共同的“关联亚洲”开始形成时，它又是非常脆弱的，总在受到内外纷争的干扰，很容易被一些偶发因素打断。因此，亚洲需要以良性的共同治理来管控各种热点问题，保障亚洲局势的稳定,维护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这些年来，亚洲已积累起越来越强的内生能量，为推进共同治理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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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共同的亚洲意识和治理意愿逐渐形成，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亚洲地区已经建立起大量次域治理机制，某些合作对话机制已具有亚洲全域性特征,以“亚洲”或亚洲次区域为单位的思潮也逐渐兴起，亚洲地区主义在近二十多年来在亚洲很多国家获得广泛关注和讨论。再如，亚洲域内提供公共物品能力的政治单位大为增多，在一些亚洲具体事务或机制形成上，不少亚洲国家都已发挥出领导作用。又如，亚洲的域内机制建设和相处经验已大为丰富，这些年来，亚洲内部各种合作协调机制不断产生，在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互动中，亚洲区域的自处意识、自处能力皆在迅速成长，开展共同治理的经验日益增多。还有，开展亚洲共同治理的知识体系也逐渐完备。与亚洲共同治理相关的一些概念,如一体化、共同体、全球化、跨国治理、公共产品、区域主义等，近些年来都已经历热烈讨论。

对“共同亚洲”的需求已经产生，但共同的亚洲治理不会必然到来，还需克服很多来自内外的阻碍。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亚洲共同治理可能仍是无法实现的理想，但这不能成为不去思考和推动亚洲共同治理的理由,当时机、条件逐渐具备时，各种主体的能动性就成为关键因素。而其重要一个方面，就是打破以往亚洲国家在相互往来时所形成的一些消极思维惯性，转而从多种方面对“共同亚洲”提出新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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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