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体制是美国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也是东亚冷战体制,它人为地将东北亚国家分裂为两大对立集团长期对峙,乃至兵戎相见,严重伤害了东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制约了东北亚各国的合作与发展。现在,冷战虽然结束了,旧金山体制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例如,冷战思维还存在,还在影响着东北亚国家间的关系;又如战争观问题,至今仍然横亘在日本同亚洲国家关系间难以消除;更严重的是,“旧金山和约”造成的日本同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70多年来始终是东亚国家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如何超越旧金山体制的制约,对东北亚各国而言都是重要课题。
, @% E D+ U2 w& P$ H3 s
; M& R1 p8 P: L& r. _* K
6 i. X8 N8 z: {' Z2 U' q k
3 V5 Y) A1 J5 V* W; M9 P: P/ n一、“旧金山和约”造成了东北亚的领土争端8 B1 U9 b% ~. P9 I* Y
' m p A+ S, T' ?6 G- L
处置被法西斯国家侵占的领土是盟国建立战后秩序的重要内容。战时盟国在一系列的重要会议上,就法西斯侵略而带来的领土变更提出了处置的原则和办法,《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则确定了战后对日本领土处置的基本原则方针。1943年12月盟国发表的开罗会议宣言明确规定剥夺日本侵略扩张所攫取的领土:一是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域;二是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三是日本的殖民地朝鲜获得独立;四是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其中,“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就是剥夺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自然就包括日本1879年吞并的琉球群岛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的太平洋岛屿;还包括日本趁甲午战争打败中国之机,于1895年秘密强占的中国钓鱼岛、韩国独岛,以及通过马关条约强迫清政府割让的台湾等中国领土。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在《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简称《波茨坦公告》)中重申“开罗会议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946年1月29日,《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77号》具体规定了日本版图的范围,即“日本国土是以四个主岛及其邻接之约1000个小岛、对马岛及北纬三十度以北之琉球(南西)诸岛(不含口岛)构成”。同日,盟总向日本下达《某些外围地区的政府和管理与日本分离的备忘录》(简称《备忘录》),具体规定了日本领土范围。根据盟军总部指令,中国驻日代表团绘制了日本疆域图(见图一) 。
E2 T$ |5 a- {: K V
; \3 }2 H$ T4 N, }
3 t9 d9 X# t" ]: g8 B% e1 q3 u4 C# Q3 b' m
; O6 Q0 z. O" }/ W2 v3 B2 o
/ U2 G5 Z9 c7 n/ U( F A7 j. f1 f* o1 i
图一 中国驻日代表团绘制的日本疆域图2 Z: R$ ~2 X, @) d' {3 R
这幅地图再现了盟国规定的日本领土范围,由北海道、本州、九州和四国四个主要岛屿和大约1000个较小的邻近岛屿组成,南千岛群岛、独岛、钓鱼岛、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硫磺岛等都不是日本的领土。但“旧金山和约”却违背盟国的共同规定,不提将钓鱼岛归还中国,对中国已收复的西沙南沙群岛只提日本放弃,不提归属中国,造成了中国的海洋领土争端。同样,“旧金山和约”改变了盟总训令第677号中独岛归属韩国的规定,造成韩日独岛之争。在盟国《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但“旧金山和约”将“交予”改变为“放弃”,造成俄日领土争端。可见,正是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约”造成了东北亚的领土争端,对东北亚国家的合作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i( [% [" M( U# t# F
. A1 v/ u6 T4 b G0 ?( P# N
三、搁置领土争议是东北亚走向合作发展的现实选择
9 J' `' p5 e+ |+ e7 [" \ @* ^) f" F7 p6 V( m' Q9 b
领土与边界争端是国际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也是国际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成为长期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在当今世界,解决边界与海洋争端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和平协商解决,二是武力解决,三是搁置争议。和平协商解决当然是最佳方式,但在和平协商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武力解决亦非良策。于是,搁置争议的第三种方式便成为最现实的选择。中日友好条约签订后,1978年10月25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东京针对钓鱼岛争端答日本记者问时指出,“‘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url=]19[/url]这是邓小平首次对领土争端提出搁置争议的思想。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提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url=]20[/url]由此首次提出领土争端可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指出,“‘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共同开发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用好多轮谈判。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同我谈话的外宾,都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url=]21[/url]邓小平主张中国在与邻国发生领土海洋争端时,应该明确主权属我,但可以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通过共同开发开展合作,以化解国家之间的严重对立矛盾。这是另外一种和平解决边界与海洋争端的新思路,归纳起来就是“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十二字方针,至今仍是我国解决边界海洋争端的指导思想。在搁置争议的方针下,中国成功地避免了钓鱼岛、南沙群岛争端的进一步激化,而能维持周边海洋的和平局面,这也为各国解决边界与海洋争端提供了一种稳妥的办法。2019年9月25日,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先生在武汉大学的演讲中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有如下表述:“在1972年,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就达成了搁置该问题的决定。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当时的中方翻译林丽韫女士证实了这一事实,1979年读卖新闻的社论中也写道‘两国政府同意在各自主张主权、承认存在争议的同时,将这一问题留待将来解决。这虽然没有写入共同声明和条约,但确为政府间的承诺。既然有这一承诺,就应该遵守’。2012年,东京都知事石原在访美期间发表演讲称,东京都政府将从私人手中收购钓鱼岛部分岛屿。以此为开端,野田佳彦首相宣布将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至此钓鱼岛问题被再次摆上台面。既然日方已将该问题摆到台面上,中方也不得不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并开始派遣公务船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这是中方表示将不会撤回领土主权主张的一种示威活动,并形成了每月3次、一次12艘船的固定模式。但因为有事先告知日本海上安保厅,所以并未因此引起不必要的争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仍处于被搁置的状态,但因为两国间仍然存在发生冲突和情绪激化的可能,我认为两国政府应该将钓鱼岛问题留待后世解决,并应当通过某种形式将这一问题再次搁置起来。日本政府仍然主张钓鱼岛在主权上不存在争议,我认为必须改变这种顽固的态度。”我完全赞同鸠山由纪夫先生的看法。在当前形势下,学界要努力推动争端各方朝积极方面转化,具体而言:第一,推动争端各方树立合作共赢的大局意识,营造走向合作的气氛。由于领土与海洋争端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很容易被无限放大而影响到两国间关系的全局,需要争端双方站在合作共赢的髙度来处置领土争端。2013年3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提出了合作共赢的时代观,合作共赢的完整表述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人类经济社会才能得到快速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追求发展是人类的永恒目标,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懈追求发展推动发展的历史;经济全球化到来后,世界各国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合作是发展的最高形式,只有合作才能克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课题,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走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共赢是合作的目标,能使世界各国在合作共赢中都是受益国,都能得到发展。可见,合作共赢能体现世界各国的利益,是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也是处理边界与海洋争端的最新理念。与国家发展利益相比,边界与海洋争端在当今国家关系中只是一个次要的矛盾。进入21世纪后,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来势凶猛,如何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此外,世界各国还共同面临恐怖活动、非传统安全、资源日渐枯竭、人口增长与粮食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重大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关系全人类的命运与前途。在这种形势下,共同的全球性难题将各国的利益和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各国携手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就显得极其紧迫,谋合作,谋发展,就成为每个国家的首要任务。在这种世界大局下,边界与海洋争端就显得极其渺小,极其次要,它不应成为影响各国间合作共赢的障碍。因此,每个边界与海洋争端国都应树立这种合作共赢的大局意识。第二,推动搁置,促进合作,走向共赢。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解决边界与海洋争端诉诸武力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首选方式当然是双方协商解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战后世界上领土与边界争端的解决本质上都是政治解决,都是在包容互信的前提下通过双方协商解决的。如中国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成功地同12个邻国划定了陆地边界就是典型范例。在中国与邻国的海洋领土争端中,如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争端、中国同菲律宾、越南等邻国之间的南海岛礁争端,主要是采用搁置争议、维持现状的方针。但仅仅靠搁置争议来维持现状,难以维持稳定。因此,在搁置争议的基础上,促进合作走向共赢就成为关键。在东亚区域合作发展方面,东盟走在了前面,已建立起中、日、韩与东盟的“10+3”合作机制,但东北亚的合作机制却举步艰难。如前所述,早在2012年11月,中日韩三国就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但由于日方挑起钓鱼岛争端,使中日关系迅速恶化,导致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中止,严重影响了东北亚的合作进程。2013年3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10月20日,习近平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指出,“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曰“各国利益共同体”,是世界各国走向合作共赢的新思维,是推动国际合作的创新思路。2018年5月9日,在东京举行了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一致同意推进三国经贸合作,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实现地区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如果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能够实现,那就为整个东北亚乃至整个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基础。今年以来,中日关系、中韩关系、韩朝关系相继走向好转,让我们看到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的希望。总之,事实证明,协商解决是最佳方案,却不能解决所有的边界与海洋争端;用武力解决边界与海洋争端,已不符合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该选择站在合作共赢的时代高度,着眼国家发展大局,运用“搁置争议、合作共赢”的方式,摆脱“旧金山和约”的束缚,共同推动东北亚的合作与发展。 P2 {5 V; D E3 y. M4 t% S7 y+ A
文章来源：原刊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1期，有删减; U8 O# O) v" g" L' N: j5 k0 L. t
作者：胡德坤，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名誉院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