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国东濒太平洋，是海洋大国，发展海洋科学技术对于建设海洋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意义。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海洋科学技术发展，伴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一代又一代海洋科技工作者不懈奋斗、艰苦求索，中国海洋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总结和展示中国海洋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和成就，有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中国海洋科技工作者建设海洋强国的使命感，为推动全球海洋治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奉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海洋科学技术发展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专业性强，本文仅就所掌握的资料进行梳理提炼和简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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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科学技术发展历程
70年来，中国海洋科学技术发展从奠基起步到快速、全面加速发展，主要经历了3 个发展阶段，实现了几乎从零起步到跟跑、并跑，再到某些方面领跑的跨越式发展。
⒈海洋科技的奠基起步期（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海洋科研人才和海洋调查装备极为匮乏。为尽快改变这一状况，中国海洋科学技术发展在起步阶段，主要筹建了一些海洋科研机构、人才培养机构和海洋管理机构，出台了有关海洋规划，开展了一些海洋调查，为海洋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⑴海洋科研机构、高校和管理机构筹建成立。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刚成立不久，童第周、曾呈奎等联名致信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陶孟和和竺可桢，建议在青岛成立海洋研究所。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建立海洋生物研究室，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专业海洋研究机构。1959年1月，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扩建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同时，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成立。1959年3月，山东海洋学院成立，从此新中国拥有了第一所专门培养海洋人才的高等院校。
1964年7月，国家海洋局成立，负责组织开展海洋科研、调查工作。建局初期，国家海洋局围绕海洋发展规划任务，聚焦海洋环境调查，调整和新建了海洋科技研究队伍、海洋调查船队及相应的海区管理机构，先后组建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海洋研究所，北海、东海和南海分局，以及各分局所辖海洋调查队伍和海洋预报台站，并组建了海洋水文气象预报总台、海洋科技情报研究所和海洋技术研究所等专业性海洋科技机构。由此，中国海洋科技研究力量的基础体制架构得到进一步扩展和壮大，开启了中国现代海洋科学技术全面、系统、规模发展的历程。
⑵国家首部海洋规划出台。1956年10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1956 年至1967年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规划及基础科学规划》，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首次将海洋科学技术列入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据此出台了《1956年-1967年海洋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⑶近海海洋调查及特定海域调查逐步开展。1958年9月至1960年12月，中国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海洋综合调查。1966-1977年，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还开展了多次专项性海洋调查，如1966-1970年的“0701海岸带调查”、“太平洋特定海域调查”、“渤海海洋地球物理调查”和“渤海和黄海海洋断面调查”等，获得了大量的基础数据资料和成果。此后，大规模海洋综合调查与研究成为中国海洋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点工作。
⑷海洋科学研究取得较好进展。在《1956至1967年海洋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以及《1963 至1972年海洋发展规划》的指导下，全国海洋科学研究工作稳步推进，并逐渐取得显著成果。虽然10年“文革”对海洋科学研究有较大的干扰和冲击，但海洋科技工作者克服困难，坚持工作，仍然取得了较好的进展。1977年，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UNESCO），并当选执行理事会成员国，在制定和参与国际重大海洋科学计划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12月，国家海洋局提出了“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为在本世纪实现海洋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的战略目标，由此拉开了中国海洋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大幕。
⒉海洋科技快速发展期（1978-2011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科学的春天来了。中国确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经济建设被列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中国海洋科学技术事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⑴国家规划、计划和政策相继出台，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海洋科学技术发展。1978 年国家制定了《全国自然科学发展规划》，共提出108项研究任务，其中第1项和第24项涉及海洋科学技术发展；1991年全国海洋工作会议通过了《九十年代中国海洋政策和工作纲要》；1993年2月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海洋局等联合制定了《海洋技术政策要点》，1997年6月制定了《海洋应用基础研究计划》；同时，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分别出台了“863”计划、“973”计划及重点科学基金涉海项目，为这一时期海洋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资金支持。
⑵海洋科学技术事业焕发生机，蓬勃发展。1978年以来，中国海洋科学技术围绕“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的战略目标，在加强海洋调查能力和调查仪器装备研发的基础上，开始走出中国近海，面向深海大洋和南北极，进行了大规模的海洋调查和探索研究工作，取得了丰富的科研成果。与此同时，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指引下，中国海洋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以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海洋重大调查研究专项，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⑶国际海洋科技合作与交流成效显著。1978年11月，中国海洋代表团首访美国，就两国海洋资料交换、海洋沉积过程研究、水产养殖等合作项目举行了工作会议。1979年5月，中国国家海洋局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共同签订了《中美海洋与渔业科技合作议定书》，自此开启了国际海洋科技合作与交流之门。随后，中国相继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韩国、朝鲜等国家以及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实施了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大型海洋科学调查与研究项目，显著地提升了中国参与国际海洋科学计划的能力和影响力。苏纪兰1999-2003年连续两届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主席。
⒊海洋科技全面加速发展期（2012年以来）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述，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海洋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海洋科学技术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⑴海洋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2011年7月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发展海洋科学技术，着力推动海洋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突破制约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保护的科技瓶颈。要搞好海洋科技创新总体规划，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在深水、绿色、安全的海洋高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尤其要推进海洋经济转型过程中急需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中国海洋科学技术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2016年12月，国家海洋局发布《全国科技兴海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形成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科技兴海长效机制”。2017年5月，科技部、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联合印发《“十三五”海洋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期间海洋领域科技创新的发展思路、发展目标、重点技术发展方向、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至此，中国形成了“十三五”海洋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制定。
⑵国家重大海洋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
2012-2019年，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基金以及海洋行业公益专项等的支持下，一大批重大海洋仪器装备的研发、建造顺利完成，并投入应用，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海洋调查与研究的综合实力；在国家《陆海观测卫星业务发展规划(2011-2020年)》和《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的引导推动下，2018年中国海洋一号C卫星（HY-1C）、海洋二号B卫星（HY-2B）以及中法海洋卫星（CFOSAT）相继研发和发射成功，不仅组建了中国首个海洋民用业务卫星星座，而且开启了世界首个海洋动力环境监测网建设的新征程。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以及15个国家和86个省部海洋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运行，更有效汇聚起一大批优质海洋创新资源和创新团队，开展的许多原创性研究，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海洋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引领中国海洋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另外，海洋信息共享平台和数据库、极地标本资源共享平台、中国大洋样品馆、海洋微生物菌种资源保藏中心、国家海洋博物馆等海洋科学研究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有力助推了海洋科技发展。
⑶深远海调查和大洋、南北极科考深入开展。
2012-2019年，以“雪龙”号破冰科考船为主，多船次多时段对南大洋、北冰洋等海域进行综合科学考察。此期间，在南极内陆建成了“中国南极泰山站”，并在南极罗斯海地区开始筹建中国第五个南极科学考察站。以“向阳红09”号船、“探索一号”船为母船的“蛟龙”号、“深海勇士”号等载人深潜器在太平洋结壳区、印度洋热液硫化物区、马里亚纳海沟等海域进行了海底锰结核、富钴结壳、热液硫化物、海洋环境、海洋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精细化调查研究。2010年，为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高深远海调查研究水平，中国开始实施为期10年以上的“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专项。由此，中国海洋科学调查研究以“大区域、长周期、多尺度、多学科”为特点向深远海拓展。深远海调查和大洋、南北极科考推进中取得了一批富有特色的科研成果。
⑷国际海洋科技合作与交流取得新进展。
2012年以来，为了促进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家在海洋科技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国发起并实施了《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1-2015)》。该项计划聚焦南海及与其相连的印度洋和太平洋，重点推动南海及其周边国家共同关心的区域海洋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包括海洋与气候变化、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海洋减灾防灾、区域海洋学研究、海洋政策与管理等六大领域。该项计划得到了印尼、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瓦努阿图等20多个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参与，有力地配合和促进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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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科学技术成就
70年来，中国海洋科技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特别党的十八大以来，海洋科学技术进入了跨越式发展期，海洋科技人才队伍呈“指数式”发展壮大，海洋科学研究能力和条件进一步优化提升。目前，中国已有涉海科研机构约180个，全国一级涉海科技社团10 余个，整建制“海洋大学”超过10所，二级“海洋学院”近50个，海洋科技人员约5万人，加上地方的科研机构，中国海洋科技人员总量超过10万人。其中，涉海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50多人，成为推动中国海洋科学技术发展的领军人才。70年来，广大海洋科技工作者为中国海洋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和突出贡献。
⒈海洋调查
海洋调查是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基础前提，也是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洋权益和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撑。
⑴中国近海海洋调查和专项调查
1958年9月至1960年12月，中国有60多家单位600多名人员参加，动用各种船舶50多艘，开展了“全国海洋综合调查”。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海洋综合调查。通过这次调查，初步了解了中国近海海洋水文、化学、地质、生物等要素的基本特征和变化规律，出版了多部专著，并培养了一支海洋科技队伍，为进一步开展海洋调查研究和海洋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此后，中国又先后组织实施了“渤海海洋地球物理调查”、“渤海和黄海海洋断面调查”等多项海洋调查。从此，中国大规模海洋综合调查拉开序幕。
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还先后组织实施了“东海大陆架调查”和“南海中部调查”，为大陆架划界提供了基本依据，为中国对南海海域的管理积累了基本资料。1976-1980年，根据第一次中国远程运载火箭试验的要求，中国先后5次在太平洋中部特定海区进行综合调查，为远程运载火箭远洋靶场的选址提供了重要依据。这是中国科技工作者首次挺进深海大洋开展现代海洋综合调查。
从1980年开始，中国开展了历时7年的“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完成调查海域面积35万平方千米、观测断面9600条、观测站9万余个；编写了《中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和各种专业、专题报告，共计500多份、700多册、6000多万字。其中，严恺、陈吉余等主编完成的《中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获得199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988-1995年，中国进行了“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对中国面积在500m2以上岛屿的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进行实地调查和开发试验。专项调查初步掌握了中国海岸带、海涂和海岛的自然条件、资源数量以及社会经济状况，为开发利用和管理海岸带及海岛资源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1984-1995年，中国先后3次组织了大规模的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综合科学考察，较全面客观地查明了12°N以南、断续线以内南沙群岛72个主要礁体的状况，为南沙海区资源开发与保护，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了有力科学依据。同期，在台湾海峡及邻近海域先后进行了3次较大规模的海洋环境综合调查，提高了对该区域海洋特征的认知水平。
1996-2002年，在第一次全国海洋污染基线调查（1975-1980年）的基础上，中国开展了第二次全国海洋污染基线调查，为掌握中国近海环境质量状况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为适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海域划界和管理的需要，首次进行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勘测专项调查，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综合数据库。
2000-2003年，中国组织实施了“西北太平洋海洋环境调查与研究”专项，调查内容包括物理海洋、海洋地质、海洋生物、海洋化学等众多学科，所获调查数据填补了中国在该区域的海洋基础数据空白。
2002年，“中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专项开始实施，在南海珠江口盆地先后进行了40 多个航次的勘查和研究。2007年，在南海北部陆坡首次成功钻获了“可燃冰”实物样品。2011-2013年，在珠江口盆地东部海域首次钻获了高纯度的“可燃冰”样品。2016 年，在南海北部陆坡西部海域首次发现了规模空前、分布面积达618 km2的活动性冷泉“海马冷泉”，这是中国天然气水合物勘查的重大突破。
2017年5月18日至7月19日，利用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蓝鲸一号”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在南海神狐海域对海底以下203～227m的天然气水合物矿藏进行了试采。这次试采成功，中国在理论、技术、工程和装备完全自主创新，实现了在这一领域由“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2012年，历时8年多的“中国近海资源环境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调查（简称“908”专项）圆满完成。专项先后参与单位180余家，动用各类调查船536艘，执行1200多个航次任务，航行约200万km，调查面积约150万km2。“908”专项全面构建起中国现代海洋调查标准和海-地-空-天一体化调查技术体系，实现了对中国近海约150万km2海域和海岛海岸带环境资源的全学科、全要素、全方位、全覆盖系统掌握和综合认知，基本摸清了中国近海海洋环境资源家底；全面获得了中国近海环境资源高精度基础数据，系统更新了海洋基础图件，获得数据总量达260TB，形成2036册数据集，整体调查精度较历史记录提高1～2个数量级，建成了中国近海高精度的海洋大数据源；集中获得了一批原创性研究成果，历史性地推进了中国近海环流、海洋生态和地质环境演变等基础理论向集成化、体系化的转变，夯实了中国区域海洋学学科理论和知识体系，奠定了中国在国际海洋科学研究体系中独特的优势地位；发表论文3000多篇，编著出版200余部集中反映中国最新海洋研究成果的系列专著、图集及大型工具志书，如：8部《中国区域海洋学》、27部《中国近海海洋》、27册《中国近海海洋图集》、10册《中国海洋生物图集》、9部《中华海洋本草》和8部《中国海岛志》等；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近海环境资源评价技术体系，跨区域分类分级评价了中国近海生态系统和新兴资源等5个核心主题，实现了从单要素、定性评价向多要素、定量评价的飞跃；研发建设了技术先进、信息丰富、应用广泛的第一代中国数字海洋系统，将中国海洋管理决策服务带入数字信息时代。
“十三五”以来，中国全面实施“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专项调查、服务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海洋专项调查，在南海、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海域开展了大规模综合调查，开启了中国对深远海调查与研究的新征程。阶段成果呈现了中国科学家对全球变化及海气相互作用的研究视角和创新观点。
此外，70年以来，中国有关部门、沿海省市还组织开展了许多近海海域专项调查。这些专项调查不仅加深了对中国近海环境资源的认识，而且还为海域使用管理、海底工程建设、海洋减灾防灾等提供了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为国家和地方宏观决策、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管理和海洋安全保障提供了有效的支撑与服务。
在海洋调查国际合作方面，1978年12月中国首次参加国际全球大气试验（FGGE），海洋科学研究开始介入国际前沿科学。1980年，中美开展了“长江口及东海大陆架沉积作用过程联合调查”。1985至1990年，中美在赤道和热带西太平洋开展了“海洋大气相互作用合作科学考察”(TOGA-COARE)。从1986年开始，中日开展了著名的“中日黑潮合作调查研究”和“中日副热带环流合作调查研究”。近40年来，中国还与德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印尼、尼日利亚、泰国等国之间开展了许多重要的海洋科学调查研究项目。此外，中国积极参加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UNESCO）等国际组织发起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全球海洋生态动力学（GLOBEC）、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 LOICZ) 、全球有害赤潮的生态和海洋学（GEOHAB）、大洋钻探（ODP）、国际Argo等重大国际海洋科学合作研究计划。2010年5月，中国发起西北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实验（NPOCE）国际合作计划。2014年，中国设计并实施了新10年“国际大洋发现计划”349 航次（IODP349 航次），这也是中国加入大洋钻探（ODP）计划后在南海实施的第二次大洋钻探。2015年，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下的4个核心子项目之一，“气候变率及可预测性项目”（CLIVAR）落户青岛，标志着中国在国际最高级别科学计划的影响力有了跨越性的进步。通过国际合作，中国海洋调查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跨入到国际先进行列。
⑵大洋资源环境调查
中国开展的大洋资源环境调查，主要围绕着大洋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多金属硫化物三大矿产资源以及深海环境和生物等领域，先后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开展了大量调查。通过调查，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简称：中国大洋协会）与国际海底管理局先后就大洋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和多金属硫化物三大矿产资源签订勘探合同。近年来，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也与国际海底管理局就大洋多金属结核签订勘探合同。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国际海底区域拥有“三种资源、四块矿区”的国家。
在大洋多金属结核调查研究方面，自1978 年“向阳红05”号海洋科考船在太平洋埃利斯群岛以西采集到第一份多金属结核样品起，中国就对该资源给予了高度重视。特别是1982 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区域（即国际海底）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富”以后，为了维护海洋权益，1983年中国实施了首次“中太平洋多金属结核试验性调查”。1985-1990 年，“向阳红16”号等海洋科考船在太平洋中部和东部进行了多个航次的多金属结核资源与海洋环境调查，调查面积超过200万km2。经过调查和研究，中国于1991 年8 月获得了由联合国颁发的国际海底开发《先驱投资者》证书，成为继印度、苏联、日本和法国之后第五个深海采矿先驱投资者，同时在东太平洋获得了15万km2的多金属结核开辟区。“八五”期间，“向阳红9”号等海洋科考船在中国开辟区进行了多个航次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详细绘制了中国开辟区的海底地形，并获得了多金属结核产状和丰度资料。2001 年5 月，中国大洋协会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了《国际海底多金属结核资源勘探合同》，从而在法律上确定了中国对7.5万km2合同区内的多金属结核具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商业开采权。2017年5月，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在东太平洋获得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2019年7月，北京先驱高技术开发公司提交的多金属结核勘探计划获得国际海底管理局批准，勘探合同待签。
对大洋富钴结壳资源调查和研究，一直伴随着大洋多金属结核勘查进行，而且始终是中国大洋调查航次的主要任务之一。特别是在2011年大洋第23航次调查中，不仅对调查区海山富钴结壳的分布做了进一步勘查，而且还对新海山展开了勘查，首次获取到最长1.36m的“白加黑”结壳岩芯样品。此外，还首次发现了多期成矿结壳和浅埋藏板状结壳，这对于富钴结壳资源评价和成矿模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中国大洋协会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了国际海底富钴结壳矿区勘探合同。
针对海底热液活动及热液硫化物，从2007至2011 年中国连续进行了4个大洋航次（第19至22航次）的调查，调查区域涉及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到2011 年，中国已在三大洋发现了30多处海底热液活动区，占30多年来在世界三大洋已发现海底热液活动区的十分之一还多。经过这些调查，2011年11 月，中国大洋协会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了国际海底多金属硫化物矿区勘探合同，获得了具有专属勘探权和商业开采优先权的国际海底合同矿区。通过在三大洋的热液硫化物调查，首次在西南印度洋取得大范围出露的超基性岩样品，为研究超慢速洋中脊的地质构造及热液成因提供了宝贵物料；首次在南大西洋捕获了深海热液鱼和大量热液盲虾，其中热液鱼可能为新物种，为热液区生态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首次使用自主研发的无人缆控潜水器完成了南大西洋硫化物新区探测，成功观测到非活动硫化物并取样；首次开展了中深钻在硫化物海区的试用，并在硫化物风化产物堆积体上钻得样品；首次利用自主研发的声学深拖系统在洋中脊复杂地形获得了热液区高精度的海底深度数据和侧扫数据，为硫化物资源调查与评价提供了支撑。2012年，大洋第26航次新发现海底热液活动区2处，其中在西北印度洋中脊发现非活动海底热液区1处，在北大西洋中脊赤道以北发现海底热液活动区1处；利用无人缆控潜水器在南大西洋中脊观测到了正在喷发的黑烟囱；利用电视抓斗在水深近3000m的海底成功获取到1.2t多金属热液硫化物。这是迄今中国单次获得多金属硫化物数量最多的一次，成为中国大洋科考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此外，在2017年大洋第46航次中，“向阳红01”号海洋科考船在南大西洋也成功地获取到海底热液硫化物样品。
2005年4月至2006年1月，“大洋一号”科考船横跨三大洋，首次开展环球大洋科学考察。这次考察航程43230nmile，历时297d，在中国大洋科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⑶南极、北极科学考察
南极、北极是全球变化和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前沿，也是建立全球生态安全屏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国在进军三大洋的同时，于1984 年组建了第一支中国南极科考队，乘“向阳红10”号科考船和海军“J121”打捞救生船在同年首次登上了南极洲，由此拉开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的序幕。这期间，中国对南大洋也开始了首次科学考察，并在物理海洋学、气象学、化学和生物学等方面获得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填补了中国对南大洋调查与研究的空白，也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了贡献。“首次南大洋考察”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自1984年以来，中国每年都派出科考队搭乘“极地”号科考船、“雪龙”号极地科考船前往南极，开展包括地质、气象、陨石、海洋、生物等在内的多学科考察。截至2019 年3月，中国已对南极进行了35次科学考察，并圆满完成了各次考察预定的任务。在这期间，中国先后于1985年2月、1989年2月、2009年1月、2014年2月在南极建成了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4个中国南极科学考察站。其中，昆仑站和泰山站为南极内陆科学考察站。2018年2月，中国第五个南极科学考察站—罗斯海新站已在南极的恩克斯堡岛破土建设，预计在2022年建成。
1997-1998年，中国开启了南极内陆冰盖考察的序幕，并第一次从南极带回陨石样品。2002年，中国首次在南极埃默里冰架钻探成功，收集了大量陨石，在南极冰盖研究、地质研究、陨石研究和南大洋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2005年1月，中国第22次南极考察科考队登上了海拔4093m的南极内陆冰穹A，这是人类首次登上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至此，南极的4个要点全部被人类征服：极点(美国)，冰点(俄罗斯)，磁点(法国)，高点(中国)。2013年4月，在中国第29次南极考察中，成功地在昆仑站科考区域钻取南极深冰芯，使中国深冰芯科学钻探工程实现了零的突破，为中国开展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在中国第33次南极考察中，“雪龙”号极地科考船航行3.1万nmile，在罗斯海鲸湾水域抵达78°41″S，刷新了全球科考船在南极海域到达最南端的纪录，这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17年1月，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号成功降落在南极冰盖之巅，创南极航空新纪录，这标志着中国南极科考“航空时代”已由此来临。从此，“雪鹰601”固定翼飞机、“雪龙”号系列极地科考船和5 个南、北极科考站，基本构成了中国极地海陆空立体化协同考察体系，为中国从极地大国迈向极地强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北极科学考察方面，1999年7月1日，以“雪龙”号极地科考船为平台，中国开始了对北极的首次科学考察。此次考察不仅获得了一大批珍贵的数据和样品，而且还首次确认了“气候北极”的地理范围，发现了北极地区对流层存在偏高的现象，这对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大意义。继首次北极科学考察之后，中国又于2003年、2008年、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先后开展了8次北极科学考察，对白令海、楚科奇海、加拿大海盆、东西伯利亚海、拉普捷夫海、喀拉海和巴伦支海等北冰洋区域进行了多学科综合考察；“雪龙”号极地科考船最北到达88°26″N，并成功地实施了环北冰洋考察，创造了中国航海史上新纪录；获得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科学数据与样本，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对北冰洋区域的科学认识。
2004年7月，在挪威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北极科考站—黄河站。该站的建立，为研究空间物理、空间环境探测等众多学科前沿问题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2018 年10月，中国和冰岛共同筹建的中–冰北极科学考察站建成并正式运行，成为中国第二个北极综合研究基地。
⒉海洋科学研究
70 年来，中国海洋科学研究涵盖各个海洋专业学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中国海洋科研机构每年承担海洋科研课题1.8万余项，其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3 类课题所占比重超过70%，发表科技论文1.7万余篇，出版海洋科技著作350多种，拥有发明专利总数超过2万件。在此，重点阐述中国在物理海洋学、海洋化学、海洋地质学、海洋生物学4个学科所取得的一些主要进展和成果。
⑴物理海洋学
物理海洋学是以物理的方法研究海洋中的各种要素（温度、盐度、流场等）的特征及其变化规律。伴随新中国成立，中国物理海洋学研究开始起步，至目前物理海洋学在观测方法、数值模式、理论分析、实验室实验等各方向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个别研究方向走至世界前列。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在一批重大、重点专项计划的支持下，物理海洋学研究更趋活跃、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①理论研究进展
经过70年发展，中国物理海洋学在海流、海浪、潮汐、风暴潮等海水运动方面的理论研究日趋完善，在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大洋能量传递等也走在了世界前列。
a、近海海流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组织的几次大型调查及专项调查基础上，基本上摸清了中国近海海流特征、变化趋势，发现了中国近海众多复杂多样的海流结构。
1964年，毛汉礼首次提出了台湾暖流的概念。之后，中国学者利用数据分析、理论分析等对其结构及来源、水团成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郝崇本、管秉贤对黄海冷水团及黄海暖流的分布形态和行程机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对其季节、年际、多年际变化，其垂向结构变化，水体来源、水团和周围水体关系等有了一定的认识。管秉贤首次指出在中国东南近海和南海北部冬季均存在逆风海流。苏纪兰系统研究了中国海的多尺度动力过程，揭示了河口和陆架环流的物理图像。自1986年起，苏纪兰主持了历时7年的“中日黑潮合作调查研究”，对黑潮结构特征及其时空变异、机制的认识有了质的提升，论证了黑潮在台湾东北侧涌升东海陆架的季节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台湾暖流的内外侧分支结构及其与黑潮涌升的关联、琉球群岛东侧的琉球海流的结构与变化等。这是中国海洋研究走出近海的第一个项目，研究成果获199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上升流是中国近海海流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影响近海营养盐分布。通过现场观测、数值模拟、理论分析等，在黄海沿岸、东海沿岸、南海沿岸、长江口沿岸等均发现了上升流并对其机制进行了分析。胡敦欣提出的浙江沿岸上升流非风生机制，修正了传统的风生沿岸上升流理论。
海流是物质输运的重要驱动因子。早在1989年，中国学者就开始了物质长期输运的研究。由冯士筰主导的“拉格朗日余流和长期输运过程的研究—一种三维空间弱非线性理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胡敦欣在太平洋发现“棉兰老潜流”，改变了有关太平洋西边界流动力学结构的传统认识，对海洋经向热量输送、平衡和气候有重要影响。
2015年，胡敦欣领衔17位国内外海洋学家和气候学家合作撰写的《太平洋西边界流及其气候效应》评述文章在《自然》杂志正式发表。这是《自然》杂志首次发表有关太平洋环流与气候研究的评述性文章，也是中国学者在该杂志发表的首篇海洋领域研究综述性论文。王东晓等完成的“南海与邻近热带区域的海洋联系及动力机制”获得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近年来，借助新的调查观测技术及数值模拟，中国学者对近海海流结构特征及其机制提出了新的见解。
b、太平洋—印度洋贯穿流南海分支中国科学家最早依据模式结果提出了太平洋–印度洋洋际交换南海分支。在2006年启动的中国、印尼和美国际合作计划“南海–印尼海水交换及对鱼类季节性洄游的影响”的支撑下，利用丰富的现场观测资料证实了这一分支的存在。这一分支对于南海的水团形成、海气热量交换和淡水交换有着重要作用，对中国南部海上能源通道环境保障和国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研究方向，实现了浅海海床基观测技术突破并自主开发了达到国际同期水平的观测系统。
c、海浪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了海浪理论、模拟、预测的研究，并在之后的70 年里取得了巨大进展。20世纪60年代，文圣常推导的“文氏风浪谱”被多个国家翻译，被评为当年相关国际科学进展评论中的重要成果。后人在此理论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延伸工作。基于此发展的“理论风浪谱”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文圣常撰写的《海浪原理》和《海浪理论与计算原理》，成为指导国内外海浪理论研究的重要专著。1984年，袁业立首次利用理论分析导出了风生波初生阶段成长过程的波面演化过程。近年来，海浪对海洋上层的动量与混合作用，风和海浪的相互作用等过程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d、潮汐和风暴潮
潮汐方面的工作主要为平衡潮理论、潮波动力学和潮汐调和分析。1959 年，中国出版了第一部由郑文振编写的有关潮汐分析和预报的手册《实用潮汐学》。1958-1960年间的全国海洋综合调查期间，根据潮流观测编制了《潮流永久预报表》。1960年初，方国洪提出的“准调和分析方法”，被采用为国家标准沿用至今。在《全国海洋综合调查报告》中，郑文振和方国洪执笔撰写的“中国近海潮波系统”，对中国近海潮汐潮流的分布做了系统的阐述，给出了潮波传播示意图和初步的动力解释。1970年，方国洪等建立了二维潮汐潮流数值模式，计算了中国近海的潮流分布，同年开始了世界上最早潮汐同化模式的尝试。方国洪提出潮汐潮流永久预报的新方法，其所需数据量仅为杜瓦宁法的1/10。利用这些新的手段和方法，1973-1978年间中国陆续编制并出版了覆盖中国近海大部分海区的《中国近海潮流永久预报图表集》，实现了中国近海全海区、多层次潮流预报。
1980年开始，中国学者在中国近海开展了大量的潮汐数值计算研究。到1985年，已经能够对116个分潮进行预报，并编制了太平洋及其邻近海域的潮汐表。20世纪90年代后期，卫星高度计观测开始用于潮汐模式的同化，且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计算能力的提升，大区域、高精度、可视化的潮汐潮流预报系统成为主流，并直接服务于海洋预报减灾、海洋环境保障和海洋水深测量等。
冯士筰等在风暴潮动力学研究中创建了超浅海风暴潮模型，并将风暴潮动力学和预报模型及方法系统化。其编著的《风暴潮导论》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论述风暴潮机制和预报的专著，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秦曾灏对大尺度海洋和大气相互作用及风暴潮研究造诣较深。秦曾灏、冯士筰等完成的“浅海风暴潮动力机制和预报方法的研究”获得198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e、海洋锋面
海洋锋是水文要素特性不同的2个水团之间的狭窄过渡带，是一种重要的中尺度海洋现象，由于锋面能有效地聚集和输运悬浮物质，对渔业、军事和海洋环境保护等许多领域有重要影响。中国近海由于众多环流、水团和涡旋在此交汇，海洋锋现象十分显著，近年来，中国学者对中国近海的海洋锋产生机制和变化规律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整体上看，中国近海海洋锋位置比较固定，但受季风影响，大多数海温锋面有季节变化特征。针对位于人类活动主要场所和河川泥沙、污染物质进入海洋必经之地或贮存之区的河口羽流锋的研究，苏纪兰等首先提出长江冲淡水次级锋面概念及其对杭州湾悬浮质输运的重要影响，提高了污染物、浮游生物的富集作用对杭州湾内泥沙输运规律的认识。他率先提出潮致底质冲淤的有效模拟方法，并系统揭示了浙闽沿岸上升流与沿岸锋的关系。
f、大洋能量传递
吴立新领衔完成的成果“大洋能量传递过程、机制及其气候效应”，系统阐述了能量向深层海洋传递的通道以及驱动大尺度环流的过程与机理，揭示了深海大洋热量变异关键海区对大气环流及区域气候的重要调节作用，阐明了海洋环流变异影响全球气候的海洋和大气通道，为预测未来海洋环境与气候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该项成果初步回答了全球气候变化下海洋能量及热量输运机制及造成的海温异常对大气的反馈作用。该项成果获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②海洋数值模拟研究进展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值计算方法的发展，20世纪中期开始，国外相关研究机构逐渐发展了基于不同坐标系统、物理机制、网格剖分或参数化方案的环流模式。中国对海洋模式的研究起步较晚，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首次有了中国对海洋模式研究进展的报道。
a、环流模式
曾庆存首创的“半隐式差分格式”是数值模式的主流算法之一。其研究的大气环流模式、海洋环流模式和气候系统模式，能成功地模拟出亚洲季风雨带的推移、大洋环流和中国近海环流流系（如南海暖流等）。中国自主研发了浪-潮-流耦合数值模式耦合了海浪、潮汐等物理过程，对垂向参数化方法进行了改进，采用了先进的并行及同化方法和自主研发的潮汐调和常数计算方法，具有强大的全球及中国近海的水文模拟能力，解决了模式中多个关键物理过程，使得对海洋过程及台风等的模拟预测能力有了显著提高。2018 年，中国科学家在内的世界顶尖海洋模式专家共同发表了《海洋环流模式的进展、挑战及前景》，介绍了过去10年世界环流模式的进展及未来模式的发展方向，中国模式的发展成就被多次提到，表明中国海洋模式的理论发展及应用发展已进入国际先列水平。
过去10年里，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下，中国海洋、气候模式研究有了飞速发展。2017年，中国学者研制了“南海及周边海域风浪流耦合同化精细化数值预报与信息服务系统”，在关键技术和业务化运行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2018年12月10日，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西太平洋分委会的邀请，中国学者研制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环境预报系统”向国际社会正式发布，并入选中国驻美使馆科技开放日展览活动。
b、海浪模式
文圣常开创了中国海浪数值预报模式研究，提出了一种特色显著的新型混合型海浪数值模式，并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部门投入业务化应用。1992年，袁业立提出了LAGFD-WAM 的基本物理模型，在此基础上，研发了MASNUM海浪数值模式。
基于此发展的非破碎波浪混合理论，大大提高了海洋模式中对海洋上层混合模拟能力和模拟精度。非破碎波浪混合目前已被认为是海洋环流模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并被世界多个研究机构采用。MASNUM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被国际上认为是第三代海浪数值模式，并被广泛应用于海洋工程中。
c、耦合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气候学研究注意到了海洋的作用。巢纪平首次建立中国海气耦合的滤波矩平长期天气数值预报模式，成功地进行了月季天气预报试验；提出了Rossby波相互作用后可激发出一类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的不稳定波，以及在非线性作用下可激发出2～3年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型振荡等；提出了热带大气和海洋运动的半地转适应和发展理论，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海洋环境数值预报业务系统。近些年来，中国学者还提出了耦合大气、海洋、海冰等过程的耦合模式。耦合模式反应了中国模式发展的综合水平。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与1997年开始推动耦合模式对比计划（CMIP），促进了地球系统模式的发展。从中国首个模式参加CMIP1，至今中国已有5个模式参与CMIP5。
③极地和海冰研究
借助中国极地科学考察的大量调查数据、数值模拟，中国对南北极海冰变化、环流结构等的认识在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2015年5月5日，中国首次发布了2005 至2011 年南极洲冰架崩解数据集，这是迄今人类对南极冰架崩解做出的较为精确和细致的度量。基于中国研制的地球系统模式FIO-ESM，中国学者多次参与了南北极海冰预测计划（SIPN 和SIPNSouth）。丁德文在工程海冰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并出版了专著。
④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研究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是发生于赤道东太平洋地区的风场和海面温度震荡。ENSO 期间，会在世界多地引起极端天气，如洪涝、干旱、台风多发等，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和社会的稳定。ENSO由于其多变性，目前对其机制的认识、预测能力仍是世界研究的热点。陈大可等系统开发了ENSO预测模式，突破了限制ENSO预测水平和可预测性评估的关键瓶颈，系统阐释了海洋混合的物理机制，创建了一个新颖有效的垂向混合模型，为攻克湍流混合这一物理海洋学重大难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穆穆等提出的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CNOP)方法，解决了厄尔尼诺春季预报障碍，以及海洋热盐环流对淡水通量扰动的敏感性等问题。
⑤物理海洋其他研究方向
近年来，物理海洋和生物、生态、化学等学科间的交叉研究逐步受到重视。多学科交叉、多理论互鉴、多技术融合正成为新的研究前沿，特别是逐渐重视大尺度问题，与气候及长期气候变率有关的研究成为重点，这与“气候变异与可预测性研究计划”（CLIVAR）的最新战略目标吻合。陈显尧等重点关注海洋如何记忆气候长期变化的历史和如何调节气候长期变化的过程。2014年《科学》杂志以《行星中热量分配导致全球变暖的减缓与加速》为题刊发其研究成果。此外，在全球海平面变化及其机制、海洋不同尺度变化（如PDO，ENSO等）对气候变异的影响及气候变化对海水性质的影响、海洋大尺度变化及其机制、全球极端气候事件研究、古气候研究等领域也均出现了大量世界前沿的研究成果，被世界同行所重视。另外，海洋物理过程对海洋生态、渔业、海洋微生物、海洋污染、海洋微塑料的影响等研究也有大量成果发表在世界权威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