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 k& P% T0 c: D6 e; v0 U* t/ V 本文转自:中国绿色时报 6 w" a: u9 L+ r. k
1987年郑光美先生(中)与助手张正旺(左一)、英国学者杨路年(右一)在浙江乌岩岭保护区开展黄腹角雉的无线电追踪研究/ [ j0 p, E- c3 u,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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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w* \4 |& a% G5 C 1986年郑光美先生(后排左四)与研究生在一起(前排左一为张军平、右一为尹荣伦、右二为张正旺)1982年,郑光美先生在北京小龙门林场带领生物系1980级学生野外实习(后排右三是郑光美先生) 张军平供图 张正旺 文/图
' G* J* ~% @+ z/ g' B2 N 我国著名动物学和鸟类生态学家、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郑光美先生,于2023年10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5 g; y8 P' @/ Z/ j
屈指算来,我与恩师郑光美先生结缘已有40余年。郑光美先生祖籍北京,1932年11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5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同年8月留校任教,1956—1958年在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班学习。1986年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教授,2003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Y# @2 m; W9 r- j 我与郑光美先生初识于1982年的夏天,我们北师大生物系80级本科生到北京小龙门林场进行动物学实习。郑先生那时年近50岁,但因常年从事野外研究,他身姿矫健、行动敏捷、充满活力。我始终难忘他在课上神情飞扬地为我们介绍小龙门地区夏季的常见鸟类,那堂课让我对第二天清早的野外观鸟活动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清晨4点的山林清新而宁静,在郑先生的带领下,我们追随着鸟儿清脆的鸣唱和活跃的身影,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之际,我感受到了山林之美。郑先生的讲解生动而新奇,在自然实践中学习知识的全新教学风格使我们全班同学耳目一新,难以忘怀。
" K, m8 o) W D+ b( F# z. `: v 两年之后,我本科毕业,被录取为本校动物学专业的研究生,有幸成为郑光美先生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同年入学的有张军平和尹荣伦两位同学。在我们之前,郑先生招的第一届研究生是楚国忠。拜入郑先生门下之后,他对我们3位研究生的学业进行了精心指导。1985年秋季,郑先生亲自给杭州大学(现在的浙江大学)诸葛阳教授、浙江乌岩岭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刘宗行主任写信,安排我们3位研究生到保护区开展中国特产濒危雉类黄腹角雉的野外生态学研究。1986年4—5月,郑先生来到保护区,与我们一起跋山涉水一个多月的时间,亲身传授野外生存经验和方法,悉心寻找黄腹角雉的巢址和踪迹。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顺利完成了野外研究工作。
( l+ J# }1 T+ L$ E: a# W; R. Z 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工作,任郑光美教授的助教。那年夏天,以霍曼(Keith Howman)先生为团长的世界雉类协会代表团来访北京师范大学,并与北师大签署了科研合作协议。保护项目官员杨路年(Lew Young)受世界雉类协会的委派来到中国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黄腹角雉的合作研究,我也在郑先生的安排下有幸能够于1988年6月赴英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进修。在世界雉类协会的资助下,我先后在英国陆地生态研究所、狩猎动物协会苏格兰松鸡研究站、阿伯丁大学、狩猎动物学会英格兰总部、泽西动物园等单位进修学习,并访问了牛津大学、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英国皇家医学院、雷丁大学、伦敦动物园等机构。长久以来,我都非常感谢郑先生为我提供的这次难得的进修机会。这个经历开启了我人生的重要阶段,给我的学术生涯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不仅开拓了我的科研眼界,丰富了鸟类学和濒危物种保护的知识技能,而且在促进与世界雉类协会联系的同时,让我意识到国际合作对我国鸟类生态学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 Z; @5 D) f' e' G K( r) {6 k
1993年,郑光美教授参加了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吴宝铃研究员主持的南极生态学研究项目,获得了去南极长城站开展企鹅研究的机会。为了培养年轻人,他将这个十分宝贵的机会给了我,并帮助我制订了对南极鸟类的研究计划。自此之后,北京师范大学开启了南极鸟类研究的历程,除了我曾3次到南极考察外,张雁云教授、邓文洪教授、董路教授以及一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都先后参加了南极考察,为我国的南极科考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 a j+ [7 R' _' I2 ] 1994年秋季,我以褐马鸡的繁殖生态学与保护对策为题,在郑先生的指导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98年顺利完成学业。在此期间,我的师兄弟丁平(现为浙江大学教授)、卢欣(现为武汉大学教授)、史海涛(现为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张福成(现为临沂大学教授)等人也在博士期间分别对珍稀雉类生态学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2001年,郑先生主持的“中国特产濒危雉类生态生物学及驯养繁殖研究”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03年,郑光美先生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成果和荣誉为北京师范大学鸟类学研究创造了辉煌,并为北师大的生态学科建设在国际上带来了重要影响。
9 O* z6 k! {+ }1 d5 D 21世纪以来,在郑光美院士的领导下,我国鸟类学的学科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2002年第23届国际鸟类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一堪称“鸟类学奥林匹克”的国际大会首次在中国、也是首次在亚洲举办。郑先生是这届大会的组委会主席,我则有幸当选为科学委员会的委员,宋杰、张雁云、邓文洪、马志军、刘阳、孙岳、詹祥江等一批北师大师生为会议的成功举办作出了杰出贡献。这次大会也成为我国鸟类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极大促进了我国学者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 }8 g8 i$ n6 H$ [
在随后的岁月里,郑先生一直支持我、帮助我做好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我们曾一起到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也曾共同指导过几届博士研究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都成为国内相关单位的优秀骨干,例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倪喜军研究员、海南师范大学的梁伟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的徐基良教授、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的张国钢副研究员等。 ' G1 S( J, f# j0 s1 c* n% ~
2022年夏天,第17届中国濒危动物保护论坛在北京怀柔召开,郑先生与我的师兄弟妹欢聚一堂,共同交流濒危物种的科学研究与保护问题,并对我们未来的工作提出了宝贵建议。那次会议之后,我、张雁云、董路与郑先生还曾坐在一起讨论中国鸟类名录的更新问题,并邀请雷富民、卢欣、周放、孙悦华、丁长青、贾陈喜、马志军、杨晓君、马鸣、王海涛等国内著名学者共同参加编写。令人欣慰的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由郑先生主编的《中国鸟类分类与分类名录》(第四版)于今年春天在科学出版社顺利出版,中国鸟类增加到1505种。当我再次来到医院探望他时,郑先生躺在病床之上已经不能说话,但看到了这本书的封面时,依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 }) h5 c) V5 o, l0 F. n 郑光美先生一生严谨治学,在我国鸟类生态学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其研究内容和方法长期引领中国鸟类学的发展,特别是在黄腹角雉等濒危雉类生态生物学和保护研究领域贡献卓著,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是世界濒危雉类保护生物学研究的带头人。他提出了鸟类近缘种在垂直分布上存在替代现象,阐明了鸟类从独巢到群巢的演化过程以及鸟类营巢的进化趋向;首次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对城市鸟类群落丰富度和岛屿化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对我国伯劳科等鸟类分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订正。他依据国内外对鸟类分类和系统发育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中国鸟类的分类和分布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对世界鸟类分类系统和相关物种的分类地位进行了修订。他主编出版《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鸟类卷)、《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第二卷 鸟类)》、《世界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1-2版)、《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1-4版)、《中国雉类》等一批专著,发表研究论文100余篇,研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奖励。 ' { L5 c8 ` C2 V/ w
郑光美先生的严谨治学、砥砺钻研、儒雅亲和、为人师表对我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是我一生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他在鸟组研究生新生见面会上所讲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已成为北师大鸟组师生的座右铭。虽然郑先生在2023年的秋天离开了我们,但是他所开创和发展的中国鸟类学事业依然源源不断地吸引着新时代的青年学者们为之奋斗。在过去的峥嵘岁月和如今如火如荼的学科发展过程里,我看到了中国鸟类学的传承与希望。作为郑先生的学生和现任的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分会主任委员,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相信,郑光美先生的言传身教一定会像薪火一样,继续照亮和激励更多的年轻人从事鸟类学研究和保护,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在保护鸟类的故事里走得更远。愿在美好的远方,郑先生有百鸟为伴,九霄安然。 & J) V- a: l5 k7 g4 @/ `0 X0 J! G
(作者系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2 a: ~) l# v3 j* q. c% Q7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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