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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硕 图/蔡晓伟
" [9 R) @/ S/ c( y6 S4 `# ^& f Z 距离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已经过去整整五年的时间。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那场由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事故所带来的恐慌已经淡去，抢盐事件也早已成为笑谈。
# \) u c7 |) [9 J9 o( p 而在这五年间，海洋三所海洋放射性技术与环境安全评估实验室的科研工作者，不仅深入核辐射影响的核心海域——临近福岛以东的西太平洋进行监测，而且为中国建立起放射性监测预警体系，不断提升监测预警能力。 + ~! k2 u+ ~( _4 X L
$ \' y* B; C M( z! O; I 蔡福龙教授
& z2 Y. F7 ?& _6 g 创 办 4 K: I& T" v( `( E
海洋放射性研究室 “
8 w) ]0 P- I& ^+ N 研究室的创始人、首任掌门人蔡福龙，祖籍龙海，出生于新加坡，9岁时因躲避日军侵袭东南亚，举家回到中国。“父亲、母亲走得早，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月一家人的生活费用只有一担谷子。”童年颠沛流离的他，在战乱和逆境中成长，磨练了坚毅的性格。
6 m1 S% p1 [4 u6 n7 n “经历了动荡的年月，直到进入厦大读书，学校管吃管住，什么都包，生活才安定下来。”今年78岁的他，与海洋放射性物质研究工作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1965年，他取得厦门大学辐射生物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74年3月，进入海洋三所，开始了海洋放射性与核技术应用研究。1986年，在完成了市政府交给的《75-2000年核技术应用规划》后，在厦门组建了厦门市核学会，致力于促进厦门市放射学科的发展。 4 \& S T6 N" e' G
“那时我们是为中国核潜艇（09工程）服务的，专门研究海水中放射性核素的稀释因子（1524工程）和浓缩因子（198工程）。”蔡福龙进一步解释说，“稀释因子参数就是测定海水中核素稀释扩散速率，浓缩因子参数就是海洋生物体吸收水体中核素的倍数。那时海洋三所设立了两个研究小组：一个叫放射化学组，研究稀释因子；另一个叫放射生态组，研究浓缩因子。这两个小组分别设在海洋化学研究室和海洋生物研究室下面。”
* a% [ M# G: K$ Z5 U9 s “当时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由于有被辐射的危险，实验室办公地点选在一个小山头上废弃的哨所里，就连改造也是科研人员自己动手完成的。”回忆起那段时光，蔡福龙感慨万千。“不仅工作环境简陋，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也无法和现在相比。但大家都不在意，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为了防止核物质不慎流到地面上，混在水泥里，科研人员就找来泡沫塑料铺在地上。然而，简陋的实验条件并没有影响到科研人员的工作热情，他们在1975年底提交了上述两项研究成果，并获得了国家海洋局优秀科技成果奖。 / C) x8 C8 }: p3 i* p2 L
1977年，化学实验室和生物实验室合并，研究放射性核技术应用的放射化学组和放射生态组也自然合并在一起。1979年，放射化学组和放射生态组从所属实验室分离出来，由大约30个科研工作者组成一个独立的实验室——海洋放射性研究室。这是当时我国唯一以研究室建制的放射性研究室。这就是海洋放射性技术与环境安全评估实验室的前身。 8 ?# y' N, A% D' Q
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研究室曾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静期。随着中国核电站在沿海地区的分布，放射性监测工作迎来了新契机，国家必须要有这方面人才及技术储备。
1 G. l* b) k4 K 2011年日本地震引发的福岛核辐射事故，是一个转折点。得知福岛发生核泄漏事故后，海洋三所当晚就召集相关技术人员开会应对，第二天应急领导小组、专家组、顾问组全部成立。 , c; g' M U2 i8 G( ^
日本福岛核电站向海洋排放大量高浓度放射性污水，对海洋造成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也是持久的。2011年6月16日，“南锋”号监测船就是从厦门港出发，去执行中国首次西太平洋公海海域放射性监测任务。 - E# y5 c9 P" i; h" b
在几年时间里，实验室开展了多个航次的西太平洋公海海域放射性监测工作。国家逐渐意识到核应急监测以及应急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使得实验室摆脱了发展困境，并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下定决心在此扎根。 8 S( q5 g' E K/ e) c" \6 G
蔡福龙教授，作为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从事海洋放射生态学研究，曾任国家环保部、国家核安全局核安全与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多次参加国际协作会议，发表、撰写论文及重要科技报告78篇（本），专著有《放射性污染和海洋生物》、《核电站邻近海域辐射影响评价》、《海洋放射生态学》，译著有《近岸水域生态学》等等。辅助年轻科学工作者成长，也是蔡教授的奉献与坚持。 ”
8 y2 Z$ G! B1 h: x0 D* z  年轻时的蔡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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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教授在新加坡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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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医药发展 “
( @# g' T! l5 d$ _ 蔡教授关注的另一个方向，是海洋生物医药，并于2014年主编出版了《海洋生物活性物质——潜力与开发》。该行业是指以海洋生物为原料或提取有效成分，进行海洋生物化学药品、保健品和基因工程药物的生产活动，包括基因工程疫苗，药用抗生素、维生素、微生态制剂药物，血液制品及代用品，诊断试剂， X光检查造影剂等等。 0 E2 V; o8 c9 _+ x4 ^
借助国家“蓝色经济”战略，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是近十年来海洋产业中增长最快的领域。 $ e& `+ B/ z+ n
中国拥有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也是制药大国。随着海洋经济发展的深入，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还将逐步从近海、浅海向远海、深海发展，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及制药技术不断升级，支撑海洋生物医药快速发展的人才、资金、技术等条件日渐优化，产业化速度明显加速。“十三五”期间，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将质量齐飞。 ; T/ l* V- q% A0 c* M2 n7 l
据预测，“十三五”期间，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五年复合增速将在25%-30%区间内，2020年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产值可达1100亿元。
+ K( a/ a. ^7 }+ i3 H: c6 v/ n. b 蔡教授表示：“我国海洋生物技术和产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距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在他看来，差距主要体现在，海洋生物科技创新与国外对比还有差距；资源调查、评估和保护不够，海洋生物资源的独特优势尚未充分发挥；海洋生物龙头企业相对较少，与小微企业互补不足，产业生态还未建立完善等。 E' ] q% G' P& w0 A4 O ?
2016年11月29日，厦门市老科协举办了一场海洋大健康产业专题研讨会。会上，蔡教授着重介绍了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的种类和功效，海洋生物医药发展概况和厦门市发展生物医药的基础与成就、目标和前景、潜力和开发，分析了厦门市发展海洋大健康产业的科技优势、产业优势和政策优势，提出了加快厦门市海洋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思路与建议。 ' D9 i& u d/ c
作为厦门市着力打造的十大千亿产业集群之一，污染少、效益高的厦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正以蓝湾科技为代表的企业为依托，构建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以产业链高端的突破带动全厦门市整个生物医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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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J( Q$ H( l) Z, b% p1 v 令蔡教授感到欣慰的是，厦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医药的科学研究和产业的发展，并在中国最早设立的海沧台商投资区，建设厦门生物医药港。为生物医药产业制定倍增计划，打造产业集群，把它确定为厦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据统计，位于海沧的厦门生物医药港去年已创造产值超过200亿元，2018年预计产值突破千亿元。 6 o, o, Z3 h$ _4 l& h- x2 q' W1 J% c, j
蔡福龙教授提出了几点建议：组织行业协会或技术联盟，把生物医药的相关企业与科研院所的有关单位联合起来，发挥大团队的作用，开展技术交流、优势互补。完善厦门市发展海洋生物医药规划，促进产业发展。加快产品升级，提高成果转化率，尽快实现产业化。逐步发展以海洋生物医药为核心的产业链，以产业链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并提高科学研究的水平。 ” 关注鹭风报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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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 风 报微信号 FB1956 《鹭风报》创刊于1956年，由厦门市海外交流协会主办，厦门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主管。发行世界8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华侨华人社团以及闽南地区，是一份立足闽南、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侨刊周报。 《鹭风报》的宗旨是“构筑华侨华人信息平台，服务侨乡民众生活”。 这是一扇对外的窗口，里面的人看外面的精彩世界，外面的人看故土情浓…0 n& ~/ Y' e% M9 v+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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