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碳中和”提案精选｜碳中和行动 - 沿海社区气候适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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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 2021年，碳达峰、碳中和首次被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直面“以史上最短时间实现碳中和”的挑战，经过一年密集施政和理论创新，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路线逐渐明晰。 今年全国两会，绿色低碳话题热度不减。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其中，“先立后破、通盘谋划”八个字道出关键。实现“双碳”目标从哪里发力，如何发力，成为很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

本期“碳中和行动”，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今年两会都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双碳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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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迅，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

以蓝碳助力碳中和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立足于环境资源优势与自贸港政策优势，海南有成为绿色低碳发展“优等生”的优良条件。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于迅委员提交提案，建议以蓝碳助力碳中和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提案提出，蓝碳可推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蓝碳生态系统不仅能调节水质，为重要的经济物种提供生存空间，同时兼具美学和生态旅游功能；还可作为防灾减灾的绿色基础设施，减少风暴、洪涝与岸线侵蚀对沿海社区和设施带来的破坏。 于迅指出：“蓝碳是一项专业性较强且较为前沿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在发展定位、蓝碳科研、方法学开发、试点示范、公共政策、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海南支持与指导，指导海南建设区域蓝碳发展示范区。”提案建议，建设“海南省区域蓝碳中心”，为中国及区域参与全球蓝碳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对接窗口和承载平台。

王红玲，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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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碳达峰碳中和是落实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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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电力、钢铁、有色、石化等高能耗行业、高排放受到重点关注，而农业农村碳排放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多年来，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红玲长期关注绿色发展问题，深耕于农业农村碳减排、碳交易及政策创新研究，积极倡导和推进农业农村碳达峰、碳中和。农村碳排放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推行农业农村碳交易对乡村振兴有什么重要意义？农业碳减排的同时，农业污染（如水体、土壤、空气污染等）问题怎样得到缓解？ 王红玲指出，农业纳入碳交易市场的时间，取决于我国碳交易市场成熟程度以及农业碳排放相关标准、方法学和制度建设情况。从目前情况来看，农业何时纳入碳市场，尚未有时间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农业不能进行碳交易。农业可以通过CCER（中国核证自愿碳减排）机制来参与碳交易。目前，农业碳排放测算体系还不完善，农业碳排放清单以及排放系数等还存在需要进一步健全的地方。 王红玲表示，推进农业农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是加快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碳交易和碳金融是一种有效的再分配手段和激励机制。未来农村碳交易和碳金融将会成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主要矛盾的破题关键，充分维护乡村地区优秀的自然环境资源的价值。

南存辉，全国政协常委、正泰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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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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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国政协常委、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建议，尽快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提升碳交易市场立法层级与效力，加强碳市场配额制度研究。

南存辉介绍，当前全国碳市场参与主体和交易品种单一，仅纳入了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交易目的同向，风险偏好相似，且具有很强的行业同一性。完善的碳排放监测核查体系（MRV体系）是碳市场扩围的先决条件，但我国MRV体系并不完善，报告与核查制度建立时间短，还需要进一步落实。

南存辉建议，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提升碳交易市场立法层级与效力。加强碳市场配额制度研究，合理评估现有配额发放制度的松紧尺度，在考虑企业履约、减排成本的前提下，适时收紧免费额度，引入配额拍卖制度。有序扩大全国碳市场交易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将石化、钢铁、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纳入交易主体以改善市场活跃度。同时，通过金融创新盘活存量碳资产，适时增加碳期权、碳期货、碳债券等碳金融衍生品，逐步完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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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煜，春秋航空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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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机场绿色发展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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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已成为当前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春秋航空董事长王煜建议制定一套机场绿色发展评价标准。他建议，在中国民用机场协会《四型机场绿色性能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形成国内机场绿色发展的行业评价标准和体系。“所制定的国家标准应该包括机场规划建设、低碳减排、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和水资源利用、污染防治、机场运行效率及旅客体验等方面。”王煜建议道。 具体来说，机场建设需要以资源节约、因地制宜、功能合理、降低成本为宗旨，机场航站楼等保障建筑设施在设计时应强化“空间节能优先”的原则，制定“科学合理、技术适用、经济实用、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建设方案。在低碳减排方面，可通过机场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建筑运行阶段的碳排放量等指标，对机场的减排表现进行详细评价。在节水和水资源利用方面，可对机场的平均日用水量、水远传计量系统、补水和节水等技术设置具体评价标准。在污染防治方面，针对机场大气环境质量、噪声、电磁波辐射、饮用水、河湖水、废弃物处理等方面提出环境与卫生管理的制度要求等。 王煜希望，这套体系能够促进机场在绿色、低碳等方面标准化发展，加快“四型机场”建设，助力国家早日实现“双碳”愿景目标。

武钢，金风科技董事长

建议推广碳账户机制，促进绿电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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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全国政协委员、金风科技董事长武钢今年的提案聚焦在促进绿电消费、促进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发展绿色金融等多项与碳中和息息相关的内容。 武钢在提案中建议，建立健全企事业单位碳账户机制，促进绿电消费。他向贝壳财经记者表示，碳账户机制是界定碳排放权责和表现的数据化治理工具，应成为推动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双碳”目标落地的重要抓手。绿电消费是企事业单位实现碳减排的核心路径之一。建立和推广碳账户机制与碳市场管理体系相互衔接，将有效解决企事业单位绿电消费向减排贡献的直接转化和量化，形成全国范围内可监测、可核查、可披露的“绿电+碳管理体系”一盘棋。 就具体实现路径，武钢建议，参照现有全国和试点省份碳市场碳排放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出台全国性企事业单位碳账户管理办法，完善乡、县、市、省多级碳管理体系，指导全国各企事业单位在三年之内有计划地建立碳账户，力争2024 年实现碳账户体系的全国覆盖。 此外，武钢建议在碳账户建立标准和规则设计过程中，纳入绿电扣减碳排放量政策细则，衔接绿电消费和“双碳”达标两大政策体系，实现绿电消费量和降碳贡献计算统一科学管理。

洪明基，合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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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餐饮消费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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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合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洪明基对于促进餐饮消费碳中和、连锁经营企业疫情期间减免房租、阶段性降低连锁经营企业用电成本等方面提出了自己提案。 洪明基认为，公众在餐饮消费中的碳减排比较分散、难以定量和标准化。人是流动的，同样的行为习惯到了不同的地区，可能会因为各地选择的碳排放因子不同等原因，产生的减碳量也不同，无法通用同一套方法学。除此之外，公众的碳减排量难以统计、难以进入碳交易体系。由于公众的碳减排行为比较分散，随时都可能发生，所以往往很难记录和统计。 对于餐饮消费中的碳减排，洪明基表示要加快餐饮消费领域碳减排计算的标准化进程。在餐饮消费的菜式设计、餐饮包装、倡导节约等重点环节，明确碳计算的底层逻辑，形成碳减排计算标准；充分考虑各地碳排放因子的合理差异范围，推行碳计算标准互认规则，打破地域限制；对地方、团体、企业的碳减排标准进行认证，打通公共减碳平台和私营减碳平台。 另外，通过数字化的手段，针对公众减排行为比较分散的情况，提高碳减排数据收集和数据管理的效率；通过激励低碳餐饮消费行为，促进形成绿色低碳餐饮消费的风尚；以低碳餐饮消费的大数据反馈给生产端，促进生产端的绿色低碳转型；并在网络空间进行宣传生态文明建设。 最后，将餐饮消费碳减排量纳入碳交易系统，在现行体系下，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的碳减排量主要通过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和碳普惠获得激励，可以在各地碳普惠的方案中，纳入餐饮消费的减碳场景和减碳环节，或者加快CCER 的重启并纳入餐饮消费碳减排量，这两种形式都可用于配额清缴抵销或公益性注销，可以有效促进能源结构优化和生态保护补偿。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和手段，餐饮消费领域的碳减排可实现商业激励、政策引导鼓励、减排量交易并行的综合性、可持续、市场化激励机制。

王焰新，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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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碳中和校园，培养碳中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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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网北京3月4日消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表示，高校是教育领域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碳达峰、碳中和创新的最佳场景，应大力推动高校建设碳中和校园，培养创新型碳中和人才。 王焰新认为，高校既应组织科研力量攻克“双碳”科技难题，将“双碳”知识和理念融入专业课程体系中，也应全面推进校园碳中和建设。 王焰新认为，建设碳中和高校不仅节约大量办学支出，还能促进区域“双碳”目标达成。同时，针对校园碳中和的实际难题构建跨学科师生团队，以校园碳中和生活实验室等形式开展实践，有助于将碳中和理念融入人才培养体系。 王焰新建议，制定高校校园双碳行动方案，鼓励政府、高校、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围绕“双碳”主题构建发展联盟，并建立校园碳中和评价体系，让高校公布碳排放信息和碳管理绩效，接受社会监督。 据悉，2021年7月，中国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碳中和科技创新计划》。此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已率先启动双碳规划编制，并与企业合作建立碳中和产业技术创新中心。

胡成中，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

修改环境保护法保障“双碳”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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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我国向全球作出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健全的法律制度，建议在环境保护法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定，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法律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表示，修改环境保护法已经具备制度基础。“作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综合性法律，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就明确‘其他公害’也属于环境保护规制对象。大气污染防治法也已规定对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这些规定均为将‘双碳’目标纳入环境保护法的规制对象提供了制度依据。” “建议从生态环境领域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入手，使碳排放与治理有法可依。今后在宪法与环境保护法框架下，再制定单项法律，逐步完善配套办法。”胡成中代表说，目前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立法和环境法法典化都处在研究论证阶段，时机尚未成熟，而减碳工作已经开展，制度构建迫在眉睫。 胡成中代表建议，修改环境保护法总则的相关条款，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生态环境保护范畴。在立法目的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内容，在企事业单位的义务中增加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相关内容，同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费用纳入财政支出范围。增加行政处分条款，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违反应对气候变化职责的，进行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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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军，小米集团董事长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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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大功率快充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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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基础设施是新能源汽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十三五”期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在技术、标准、生态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然而，当前我国公共充电桩中快充占比仅为四成，且快充功率普遍较低，导致充电速度慢、排队时间长、周转效率低等问题依然突出，较难满足广大用户的充电需求，难以适应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 为了缓解这些困难，进一步提升充电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持续增强我国新能源汽车国际竞争力，推进大功率快充发展将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要发展方向。 因此，建议： 一、强化政策引领，统筹推进大功率快充网络规划布局。建议制定新一代大功率快充网络规划方案，明确建设规模、用地规划、充电容量等关键目标，提高重点区域电网扩容能力，增加大功率快充站数量，提高有效覆盖。同时，推进技术标准和通讯协议的制定、统一、应用，出台大功率快充互联互通工作方案，制定三年时间专项行动时间表，优先推进新投建、核心商圈以及高速公路等稀缺资源地段存量的大功率快充桩互联互通，实现社会资源最优化配置。 二、组建国家级创新合作平台，加强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建议制定大功率充电先进技术目录，加速建立企业、科研院所协同研发机制，加强对新一代大功率快充技术及储充一体（尤其光储充一体）、低自损耗、低噪声等上游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充分激发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支持高科技龙头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立针对大功率快充领域的技术创新激励政策。 三、加强建设服务保障，推动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普及。建议加强投资力度，针对应用先进技术的大功率快充站，在建设、改造及运营等方面加大投资和补贴，提振产业链投资的信心与积极性；加快推进大功率快充关键设备和场站建设标准化、规模化，降低设备及部署成本；建立大功率快充站用电配额快速审批机制，加速场站建设审批流程，整体提升大功率快充站建设效率。 钟茂初，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建议将碳排放额度作为房地产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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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今年带来了多项提案，其中一项建议将碳排放额度作为“房住不炒”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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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茂初提出，首先，从最终消费需求的角度，确立住房领域整体的碳排放总量额度。这一碳排放额度，均摊到各个城市的所有居民，得出各城市每一居民的住房碳排放配额（可简称为“住房碳票”）。由此可拓展“房住不炒”的政策思路，将行政性的限购手段，转化为更为公平合理的“住房碳票”配额来达成相应的限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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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茂初表示，“住房碳票”总额度，既限定了住房领域的碳排放目标，又限定了住房供需总量，可起到“双碳”政策与“房住不炒”政策的联动作用。凡是意图购买住房的消费者，均需事先获得足额的“住房碳票”。以“住房碳票”作为“房住不炒”机制，可以对居民拥有住房套数、住房面积、选择绿色低碳建筑、租购选择、职住距离选择等方面，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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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茂初表示，居民之间，在均等获得“住房碳票”的情形下，可对“住房碳票”进行借贷、交易、转让。由此也体现了购房者与不购房者之间、不同住房需求偏好者之间的公平性，将各种规避限购手段转化为正式途径的市场交易方式。以“消费碳排放额度”作为“房住不炒”的政策工具后，即可取消各种“限购”“限贷”等非市场化的政策手段。

钟茂初还建议，有关部门在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时，可同步探索“住房碳票”交易市场的建设，进行市场交易试点。由此，可将行政性限购手段，转化为市场化调控手段，在制度创新方面也有其积极意义。试点取得成效后，可以进一步推广到其他大宗消费品领域，进而推广到多数消费品领域，为全面“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探索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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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部分引自工商联、新京报、碳中和资料库公号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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